季承：我和父亲季羡林
季承：我和父亲季羡林
我和父亲季羡林
© 季承／文
季羡林在德国
没有父亲的岁月
父亲去德国留学，是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离开济南的。他说：“我留下的是一个破败的家，老亲、少妻、年幼子女。”那时，姐姐两岁我三个月大。
父亲走后，我们家就如同失去了顶梁柱一般，大有风雨飘摇之感。失去了父亲每月定时上交的几十元大洋的工资，家庭的经济状况顿时便显得十分拮据。对于我和姐姐来说，家庭经济上的拮据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我们从此失去了父亲的关照和影响，更没有想到，父亲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竟会长达十一年！我和姐姐两个人可以说是在完全没有父爱的环境里长大的。说来让人难以置信，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父亲，也不知道谁是我们的父亲，更感受不到父亲的关爱。亲友中有好事的常问我们：“你有爸吗？”“你爸哪里去了？”“你爸是什么模样？”我们茫然不知如何回答。时间长了，我们感觉到这是挑衅，就再不理睬。可是心里总在琢磨，为什么我们没有父亲？父亲是什么样子的？每逢这时，母亲就对我们说：“你爸去德国念书去了。”可是，为什么念书要到德国去，德国又在哪里，我们都不明白。后来父亲寄来了照片，我才看到了他的模样。多么陌生的一个人呀！他身穿西服，脚蹬皮鞋，打着领带，留着洋头。那时，在尚未十分开化的济南，这些都是很新奇的。记得有一次，母亲悄悄对我说：“你爸是个麻子。人家叫他季大麻子。”这也是母亲一生中对父亲的唯一贬词。现在想来，这是母亲不满心理的表现。人们总说父亲是大学毕业，又是留洋的博士，等等；母亲则觉得她比父亲长得漂亮——她也就只有这一点可以在心底里暗暗地与父亲比较，留洋又如何？后来她曾经说过：“别以为他是大教授，那时我还不愿意嫁给他呢，刚从乡下来的一个野孩子。”其实，父亲的长相也很英俊，从照片上或从远处看，那也是一表人才。当然，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麻子，也不知道脸上长了麻子的人会是什么样子。于是，我就特别留心观察，后来果然在街上看到了麻子脸，便想象父亲的麻子脸是什么模样。其实父亲脸上的麻子是很轻的，母亲可能故意夸大，是对父亲最初没有钟情于自己有点不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家里和父亲的联系就中断了，很久没有父亲的消息。过去家里和父亲经常有书信往来，还互相寄送照片，虽说远隔万里，但仍然可以有基本的了解。联系中断之后，母亲越来越觉得不安。战争进行得那么激烈，父亲是死是活，令人揪心。母亲实在忍不住了，便去求助于算命先生。一天的午睡时间，母亲和二姑背着叔祖父母从街上请了一位算命先生，要他算一算父亲是活着还是没了。如果活着，什么时候能够回来。那个算命先生装神弄鬼，大变戏法。他把一张纸塞到信封里，三变两变，就变出一个纸人来。他说这就是季羡林，说明他还活着，没有死。至于他在干什么，要用千里眼法才能知道。他的这种千里眼法只能由小孩子来看，因为只有小孩子心诚，心诚则灵嘛。于是，他把手捂在我的眼睛上，念念有词，不断地问我看到了什么，看到爸爸了没有。起初，我眼前一片漆黑，没过多久，眼前似乎有了父亲的影子。于是我便回答说：“我看到爸爸了。”算命先生又问：“他在干什么？”我说：“他坐在草地上。”母亲和二姑都感到极大的安慰和满足。为此，母亲竟付给算命先生两块银圆。至今我的脑子里还有那两块银圆的影子。我很惊讶，母亲哪里会有银圆，怎么舍得花那么多的钱来算卦？我说看到了父亲，其实就是挂在墙上的照片里的那个人。照片上，父亲正是坐在草地上，衣着整齐，姿势端正，一看就知道那是为了照相而摆的姿势。年幼的孩子，在算命先生的导演和引诱下，充当了为算命先生骗钱的工具。过了很久，我才琢磨过来，那是上了算命先生的当，我感到十分后悔，终生不再相信并痛恨这类把戏。当然，话又说回来，花两块银圆让母亲和姑姑得到一点暂时的安慰，也算值得。
父亲不在的岁月里，我和姐姐（主要是我）浑浑噩噩地成长。
姐姐喜欢读书，也比我聪明，肯用功，学习成绩比我好得多，但性格较为内向。我记得她似乎总是在看书或在屋子里玩，这有点像父亲，而我则经常和姨舅家的一大帮孩子玩耍。玩武的就打架，玩文的就过家家，假结婚。男女小孩配成对，玩全套仪式，最后进洞房。可是进了洞房以后要做什么，我并不知道，只好结束了之。我特别喜欢四姨的一个女儿，总要和她配对，总要玩到进洞房。我对女孩很好奇，就趁这机会对女孩进行各种试探，感到十分新鲜和激动。我还喜欢养花种草，抓蝈蟈，斗蟋蟀，猫狗鸡兔鸟虫全都喜欢养。我曾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捉蝈蝈，在千佛山下的玉米地里，和玉米秸上机警的蝈蝈周旋，总能把它们捉住。蟋蟀无论藏在什么地方，我也总能让它们进入掌中。我还喜欢养蚕。从蚕子孵化到长大，到成蛹、变蛾、交配、产子，生命的这种奇特的循环使我深深折服。姐姐主要的游戏是在抽屉里玩过家家。她用布头、硬纸片、火柴盒等材料做成小人、家具等，把它们布置成两个或多个家庭，她一个人在那里支配着所有的小人，你来我往，煞有介事地走亲戚、过日子。她读课外的书，也比我早。诸如《红楼梦》《家》《春》《秋》等都是她起头，我才跟着读的。而我喜欢读的《济公传》《水浒传》《七侠五义》等书，她却都不感兴趣。
至于学习，我也并不是没有能力。我四岁就上了小学，成绩也不差。对于学外语，我是有能力的。可是就不乐意学日语。我们都反对日本人占领中国。教日语的是位女老师，她上课的时候我们都不跟着她发声，急得她直哭，我们则暗暗高兴。可就是这样，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也都能用日语演话剧了。
记得是我五六岁的时候，叔祖父不知受了谁的鼓动，忽然要教我学古文。在此以前，他一直十分消沉，对孩子们的教育不闻不问。日本人入侵，国家沦亡，虽然尚能糊口，可是在日本人统治下，他根本没有教育孩子的心情，而且一些朋友总在旁边吹风：“有什么用？瞎子点灯，白搭一支蜡！”他就更没有教育孩子的兴致了。现在他忽然要教我了，我有点困惑。再者，为什么不教姐姐？那时我并不懂得什么重男轻女，只是硬着头皮去学。只见他取出一本线装的《孟子》，让我从头念起。“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叔祖父把我叫到他的床前，边吸大烟边给我讲“利”和“仁义”的意义。究竟讲了些什么，我当时听不懂，现在更无从记起。只记得他讲的时候，精神十足，摇头晃脑，高声朗诵，颇为振奋，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原来叔祖父还有这样的一面！可是他给我上课，总共没有几次，很快就停止了。自然，我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玩耍去了。后来不知是谁把那本《孟子》收回去，又放到书架上，束之高阁了。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系统地读过古文。直到现在，我能背诵的古文也就只有《孟子》开始的这一段，想起来十分懊悔。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我几乎丧命。多亏叔祖母医术高明、措施得当，才把我从死神处救回。事情是这样的。刘妈煮大麦粥我觉得非常好吃，狂吃一通，结果得了严重的积食症。一连多天上吐下泻，不能停止。眼看着，我气息奄奄，就要命丧黄泉。家里已经给我准备了小棺材。季家唯一的传人就要完了，那可如何是好？叔祖父替我取名叫“延宗”，本就为了延续季家的香火，如果就这样一命呜呼，一切岂不全完了？这时，又亏了叔祖母，她沉着应对，抓药护理，竟然使我转危为安。之后，她严格限制我的饮食：肉类绝不能吃，水果也在禁止之列。我的胃口刚刚恢复，饥饿感极强，更忍不住美食的诱惑，想吃的东西太多了，水果弄不到手，院子里的无花果长得正诱人，又大又红，便偷着摘了几个。哪知道刚送到嘴边，叔祖母忽然从我身后出现，一把就将果子夺走。我急得竟和她抢夺起来。叔祖母一手抓住我，另一只手便将果子扔过屋顶，扔到院外去了。我当时大哭了一场。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越来越感到悔恨，越来越感激叔祖母，她果断的举动包含着多深的爱呀！
还有一次，我在院子里练飞檐走壁，不小心右臂肩膀处脱臼，右胳膊完全失去控制，不能动弹，只能吊在那里。叔祖母发现我总是用左手拿东西，右手根本抬不起来，怀疑是脱臼，便领我到一家剃头铺子检査，只见那师傅揉揉转转，忽地一推，我的手臂和肩周就合上了。脱臼治好了，我的右臂却受了伤，以致发育不良，终生受害。飞檐走壁没有练成，我总觉得遗憾，但造成脱臼的那个招数至今记忆犹新。如果没有叔祖母，我的一只胳膊恐怕难以保全，有那一招又有何用。
平静的十三年
打从一九四八年济南解放，到一九六二年我叔祖母和母亲迁到北京与父亲团聚，这之间共有十三个年头。在这十三年里，我们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父亲一直是在北京大学任教，按月往家里寄钱，暑假、寒假回来探亲。
我初中是在济南正谊中学念的，父亲也是在那里念的中学，我们是校友。那时有“破正谊，烂育英”的说法。父亲上正谊中学是因为他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不敢高攀济南一中，而我之所以上正谊中学，主要是因为交不起济南一中的学费。当我考上正谊中学的时候，父亲写信回来抱怨学校不好，质问为什么不上济南一中。叔祖父回信说，能上正谊中学已经不容易了，怎能一味攀比，何况学费也成问题。于是父亲不敢再持异议。我在正谊中学念了一年，那时济南还没解放，期间父亲和他的好朋友即正谊中学的校友张天麟到学校来做报告。同学们都集合在大操场上听讲。我不记得父亲讲了什么，只记得张天麟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讲话的情形。会后，我和父亲乘人力车回家，我坐在他的腿上，很得意，心里想，谁说“破正谊”，这不一下子出了两位名人吗！之后，我转学到省立师范学院附中，在那里念了一年，随后又转学去了济南一中，这满足了父亲的愿望，我也很得意。济南解放后，我仍在济南一中继续念高中，直到毕业。
在念高中的时候，我干了几件使父亲比较为难的事。我先是写信给他，要他给我改个名字。我不喜欢“延宗”这个名字。虽然我对叔祖父要我“延续宗祖”没有意见，但不愿意把这个光荣任务挂在名字上，宣告世人。可是我不知道祖辈给起的名字就是赐予，哪能随便改动！更何况让作为晚辈的父亲去改其叔父起的名字，这是很大的忌讳。父亲回信把我好好地教训了一顿，我的名字自然没有改成。但是，我并不甘心，暗下决心早晚要改。
接着，在抗美援朝时期，学校里号召青年参军，报考空军干部学校。我对当一名飞行员充满了憧憬，便没有征求家人的意见，悄悄地报了名。经过各项测试考核，我已经被初步选中，这时必须经过家长的同意才能正式录取。但是，当家里知道这件事后，全家人都反对，叔祖母果断地把我藏了起来，并让叔祖父写信给父亲。父亲很快回了信。我记得他说，独生子女不宜参军，干别的工作也可以为国家服务。学校领导到家里征求意见，自然没有获得同意。我被隐藏了半个多月，事情过去后才回学校上课，可是总觉得很不光彩。
后来我又给父亲写信，要他把我们全家接到北京去团聚。这个想法我早就有了，全家人其实也都这么想。这下可触动了父亲的痛处。他回了信，信封上就写着我的名字。我拆开后交给了叔祖父。父亲在信里说，他应尽孝道使家庭团聚，非不为也，实无能也。小孩子不明事理，不应胡思乱想。难道他不知道享受天伦之乐吗？叔祖父看了信后很不高兴，回信申斥父亲，说孩子不明事理，用意却善，应加鼓励，如不同意，应申明道理，不该意气用事，伤害孩子。父亲又立即回信自责，说自己年轻气盛，说话鲁莽，愿听叔父教诲。此事就此了结。可是我感到叔祖父是在支持我，事情虽没成功，但我心里却很有底气，特别是我还学会了一个词，就是“天伦之乐”。从那时候起，我便决心早晚要实现我们家的“天伦之乐”。
相比之下，我姐姐则没有这么多事，她只是安静地读书或自己悄悄地玩。她的功课成绩也比我好。所以父亲就比较喜欢她。
在政治上，不知为什么，我有了进步的要求。一九五一年暑假，我参加学校组织的夏令营。夏令营就在济南城西商埠的一所学校里，离家并不算远，可是要住在那里，过集体生活，吃大锅饭。我第一次吃大锅饭，觉得饭菜的味道和家里的不一样，吃起来特别有劲。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庭，感到十分新鲜，可也十分想家。就在夏令营里，我被批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件事家里并不知道。
一九五一年，姐姐高中毕业，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一九五二年，我高中毕业，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的前身）。我是去北京参加高考的，就住在父亲翠花胡同宿舍的堂屋里。翠花胡同那一所大宅院，当时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在历史上曾是明朝特务机关东厂的所在地。正门在南面，深宅大院，几层几进，不知道有多少院落。那时，大门开在翠花胡同路南一侧，其实是大院的后门，而父亲则住在从南面数第二个院落里的西屋里。白天大院里有人工作，到了晚上，灯光微暗，阴森恐怖，只有一个人在临街的门房里值班，绝少有人敢深入大院。父亲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感到非常惊讶。姐姐当时也来了北京一趟，在那里住了几天。我们目睹了父亲的孤独生活。父亲带我和姐姐吃过东来顺的涮肉和烧饼，喝过北京的豆汁，也在沙滩北大红楼外面的地摊上吃过豆腐脑和烙饼。除豆汁外，沙滩附近一家小饭馆做的猪油葱花饼和小米绿豆粥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记得，在父亲的住处，还有美国铁筒装的白砂糖，那恐怕是他在德国时的“战利品”，我很惊讶他竟能保存到那个时候。有时，我就把砂糖夹在馒头里当饭吃。
我在北京就读的，学校位于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现西城区的新文化街）西头的一所王府里。父亲则远在海淀中关村的北京大学工作。两地虽有公共交通，但很不方便，因此我们很少见面。他每个月通过邮局给我寄十五元零用钱。因为当时学校免费供给伙食，所以作为零用钱，十五元这个数目也不算少了，在学校里我是“中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部分钱我都用来买书，有时还接济困难的同学。每次父亲汇款，汇款单总附有短信，上面写着：“今寄去人民币十五元，请查收。”仅此而已，再多的话是没有过的。我看了觉得很生分。在三年的时间里，我独自去中关村看过他若干次。他除了问我学校里都学些什么课程，认为科目太少之外，对我的学习、生活和今后的打算从不过问，我也不敢对他谈心里话。我感到，父亲对我一直很生疏、冷漠。在大学时，我曾对同班的一位女同学产生了单方面的恋情，在得知不可能之后，我就下定决心不再谈恋爱。这对学习十分有利，我终以优秀成绩毕业并被选为留苏生。毕业前有几位女同学追我，我都婉言谢绝了。
一九五五年夏天，我和姐姐同时毕业。毕业前我被批准成为预备党员，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为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姐姐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二建筑设计院。其实，这两个单位当时都归二机部领导，都是从事原子弹研究制造的。我和姐姐都是被紧急调配来工作的。当时我们两个都已经被学校选定去苏联留学，可是只能服从国家的紧急需要，这样失去了去苏联留学的机会。如今想起来，感到非常遗憾。
一九五五年夏初，叔祖父因患癌症病逝，那时我和姐姐都在学校参加毕业考试，家里没有通知我们。等我们毕业后回到济南，才知道这个情况。叔祖母告诉我叔祖父去世了，我感到非常惊讶，心里顿时感到极大的空虚。我看着那间空荡荡的房间，心想，我所敬畏的叔祖父哪里去了？活生生的一个人怎么就没了呢？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家人的去世。心里的那种感觉真是难以形容。叔祖母和母亲见我愣愣的，便安慰说：“不要难过。叔祖父病重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姐儿俩。”这时我才有要哭的冲动，但勉强抑制住，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才放声痛哭。第二天，我便去叔祖父坟前奠祭。回想起我在大学念书的三年里，叔祖父经常给我写信，勉励我好好学习。我每逢寒暑假回家，都用节余的钱给家里人买点北京特产：茯苓饼、蜜饯果脯、糖耳朵、东来顺的烧饼等。叔祖父他们都觉得很新奇，也夸奖好吃。我心里感到很满足。可是有一年暑假，我参加学校组织的北戴河夏令营，把节余的钱花了，临回家的时候，没有钱给家里人买东西，我非常为难，只得向同学借钱，只买了一点很不成样子的东西。叔祖父不太赞成我加入共产党，他知道我要申请入党，写信说，君子群而不党。这是孔老夫子的教导，我那时候哪里听得进去。我还是入了党，并写信委婉地加以辩解，叔祖父后来再也没说什么。叔祖父写过很多诗，这些诗作虽然保存了下来，但没有成书。现在我手里存有叔祖父给我写的一篇字，上面写的是两首诗。据叔祖父讲，这都是纪晓岚的诗作。因为这些诗很有趣，我特意保存了下来。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我和姐姐都被分配到北京工作。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之后，我觉得比每月的十五元多出了很多，于是只留下饭费，剩下的全部给济南家里寄了回去。我开始实现报答叔祖母和母亲的心愿。后来我又因翻译俄语文章得到了许多稿费，也全部给家里寄了回去。此后我经常给家里寄钱，姐姐也是这样。那时，父亲虽然已经是大学正教授，但工资也不过一百多元，对家里的补贴有限。这样，在济南的叔祖母和母亲的生活便有了很大改善。其实她们并没有花多少钱，而是把钱存了起来。叔祖母想得远，她是为我们将来结婚攒钱呢。果然，我们结婚的戒指、被褥等用品都是叔祖母她们准备的。叔祖母还给我做了一件呢子大衣，我穿着它去上班，走起路来觉得轻飘飘的，很得同事羨慕。我们顾家，孝敬长辈；叔祖母她们也为我们考虑，每个人心里都是很温暖的。
我们姐弟俩参加工作，父亲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块手表。他亲自带我们俩去王府井的亨得利钟表店挑选。当时，每块表一百多元，是个不小的数目。后来我自己又花了二十七元钱在内联升鞋店买了一双皮鞋，在当时，这已经是够奢侈的了。这是我平生穿的第一双皮鞋。这样，除了可以满足工作和日常生活的需要，也为找女朋友准备了物质条件。
在北京，我和姐姐经常相约在星期天去看父亲。我所工作的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是中关村的第一个研究所。我的宿舍和父亲住的北大中关园公寓相距只有几百米，在我们的办公大楼楼顶上就能看见他住处的灯光。可平日里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去看过他。姐姐住在马神庙的建筑设计院宿舍里。我们和父亲仍然很生疏，去看他的时候，谈的都是国家和天下大事，几乎没有谈过与家庭、个人有关的事情。我和姐姐感到很不舒服，也经常讨论如何才能改善这种状况，如何才能增进父子之间的感情，如何才能使父亲真正融入我们的家庭。我们特别担忧父亲和母亲的关系，觉得如果他们那种冷淡的关系长期继续下去，这个家恐怕就要瓦解了。当时，父亲一个人住在中关村的北大宿舍里，房间无人收拾，卧室朝北，窗户缝隙很大，吹进了很多灰尘，父亲就蜷曲着睡在床上，冬天更是寒冷。我和姐姐看了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又想到母亲和叔祖母两人也是孤苦伶仃地在济南生活，那为什么他们不能住在一起，互相照应呢？那时，我和姐姐就想让他们团聚。于是，我们决定从自己做起，尽量多与父亲接触，增进感情，然后增进他们之间的感情。也许我们做得不够，也许是父亲不肯敞开他的感情之门，我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一次，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一位朋友问我：“你爸爸有没有照相机，能不能借用一下？”我知道父亲出访印度时买了一架照相机，就答应去借。我没有勇气也不想去父亲住处讨借，就打电话去问。父亲在电话里冷冷地说：“我的照相机不外借。”一句话说完就挂了电话。这使我十分懊丧，也很难向朋友解释。出于虚荣心，我编瞎话说相机借出去了。这件事给我的打击太大了，我写了一封长信，述说了我和姐姐对父亲的一肚子的意见。可是，思来想去，终究没有把信寄出去。事隔很久，父亲恐怕也觉得自己做得太绝情了，曾多次问我买一架相机要花多少钱，意思是想给我买一架。可我并不需要照相机，需要的是自行车，所以不想让他花这个钱，于是搪塞过去。后来我用一件毛哔叽大衣与我一位在苏联工作的同学交换了架苏联相机。
一般说来，我和姐姐去看父亲，事前都要商量和父亲谈什么。把济南的两位亲人接到北京来是最重要和最难开口的事。一次，我和姐姐去看父亲，终于涉及全家在北京团聚的事，父亲竟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我和你妈没有感情。”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家庭团聚的事免谈。我们失望至极，此后有很长时间再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哪里有时间谈论家庭的事。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副食品极度匮乏，叔祖母和母亲在济南也是处于半饥饿状态，挣扎过活，这使我和姐姐很不忍心。我们吃不饱的时候，就想到她们也在挨饿，时时牵挂着她们。于是我和姐姐下决心旧话重提。这次我们一定要把叔祖母和母亲接来一起生活，如父亲不同意，就让她们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再也不能让叔祖母和母亲孤零零地在济南生活了，当然也不愿意再看着父亲过单身汉一般的生活。我们把这个想法对父亲说了。他未置可否。于是我便开始行动。我于一九六一年把叔祖母和母亲接到北京，就住在中关村我的宿舍里。我同时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了一封信，请求组织上批准将叔祖母和母亲的户口迁到北京，让她们和父亲团聚。陆平校长非常重视，很快就写报告给北京市委，彭真书记也迅速地批准了北大的报告。于是，叔祖母和母亲就回济南搬家，不久就到北京和父亲团聚了。我和姐姐的果断举动，实现了家庭的团聚，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父亲对我和姐姐虽有不满，但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冲突。
家庭从形式上来看是团聚了。叔祖母和母亲内心自然高兴，可是也并不踏实——她们能和父亲和睦相处吗？
本文选自《我和父亲季羡林》，季承／著，鹭江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