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文艺老青年的“黑暗喜剧”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武杰

“我是止庵，我是一个读书人，也写一点东西。”止庵的自我介绍简单明了，正如他写东西时一贯强调的克制。

止庵的一点东西包括《樗下读庄》《神拳考》《六丑笔记》《风月好谈》……此外，他还编校了《周作人译文全集》《张爱玲全集》等。

因此，止庵被人熟知的身份是书评人、编辑人，还有周作人、张爱玲的研究者，但是鲜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只不过这是在30年前，当年他的笔名还叫“方晴”。当时不足30岁的止庵置身于1980年代，如同大多数身处其中的青年一样，是个压抑、郁闷的文学青年。

30年后，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喜剧作家》集结了止庵写于1985年至1987年间的5部短篇小说，重温了1980年代青年人的选择与迷惘、幻想与失去。

在北京言几又书店“一生做一次文艺青年”的读者见面会上，止庵对着编剧史航和作家张悦然说，“那是写于比你们都还年轻的时候”。

正如豆瓣里关于《喜剧作家》的一句评论，非常非常年轻的止庵，倒也不坏。这便是他的底线，“不能说‘长面儿’，但至少这书不能丢分”。

对自己，止庵更是一个严苛的读者。

读书人眼中“可以一读的作品”

关于止庵的采访，如果是在他的家中进行，无人会错过他的书房。四壁满置的定制书柜直通天花板，据说他的藏书有两万多册，书籍按照国别、种类、年代、作者等分类摆放的整整齐齐，像个小小的图书馆。但总是热情的止庵对待“止庵老师，我回头上你家借书”这样的问题，会婉转地回答，“你看什么书，我买来送给你”。这便是拒绝了。虽然止庵常常送书，但是家中的书却不外借。止庵的藏书，即使翻阅过多次，也不会有折痕破损，书有一点点印痕折角，他就难受。

关于止庵爱书的故事有很多，但就是这样的止庵，却烧毁了自己20岁以前写的几十万字的小说。

止庵的父亲沙鸥是一位诗人，闲来无事也会给孩子们讲讲写作，主要是讲如何写小说，也曾讲到写散文。也许是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之下，1973年，14岁的止庵在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以校园生活为题材，整整写了一年，30万字，用了父亲从黑龙江带回来的1000页的稿纸，取名“阳光下”。

许多人说止庵对于书近乎洁癖般的爱护是因为做过医生的缘故，但是这习惯其实可以追溯到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止庵说，正是从那时起，他养成了个“坏习惯”，一张稿纸不能有任何涂改，只要有一个字写错了，就必须团掉重写，所以那时家里常常是满地废纸。

但是大约在1985年，他重读这部耗时耗力完成的小说时，却感觉是糟蹋了好端端的少年时光，内容胡编乱造，连遣词造句也拙劣，干脆就烧了。在那之后，他又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关于北京一条胡同里几家人的生活，如今稿子也不在了，大概也被毁掉了。这段写小说的经历从14岁持续到19岁上大学，因功课繁忙他也就放下了。

他称这是一段很艰难的语言训练，假如说有点用处，就在于此。

朋友指责其毁掉当时80万字的作品是犯罪，止庵却不以为意，承认自己是“悔其少作”的，“我自己的东西，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怎么能是犯罪呢，当时的想法是毁之唯恐不及，不好的东西留着干什么，对于毁了的这些东西，我想得开”。对于这一段过往，止庵说的轻描淡写，不仅不惋惜，反倒有种“幸未谬种流传”的窃喜。

止庵的做法如同他喜爱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弗兰茨·卡夫卡一样，卡夫卡也曾在遗嘱中要求朋友将他的所有稿件，包括日记、手稿、来往信件、各种草稿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全部予以焚毁。好在卡夫卡的朋友没有那么做，而止庵也有所保留。

这次《喜剧作家》收录的作品则写于他烧毁之前手稿的1985年之后，当时整个社会的写作氛围特别两极，有积极向上的作品，也有《喜剧作家》这样消极的，但这只是表面，最终表现的都是大家在一个新的时代，对自我、对社会的关心，止庵认为，此为他们那一代写作的共同内核。

也许是得益于当时的他在写作上已经更加成熟，也或者是因为存留在朋友的地下室，这些小说才“幸免于难”。这算是这个读书人以读者的眼光选出的，“可以一读的作品”。

从“方晴”到“止庵”

止庵在《喜剧作家》的后记写到，当年写的东西，停笔之后20年再也没有看过。还是2008年，他的母亲在替他编“三十年集”系列丛书《河东辑》时提起，“你不是写过不少小说吗？”他这才从寄放在人家地下室的若干纸箱中找出来，不论是当年发表的刊物，还是手稿，纸张都已经泛黄了。

曾经“悔其少作”，而烧毁了20岁之前的作品。但还有一句老话叫“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这也就是止庵将自己过去写的小说重新编选出版的缘由。他在后记中说：“其实我出别的书，又何尝不是如此。即使是正在写的，未必没有一个‘非’字在未来等着。”

止庵找出来的小说其实有十多篇，有发表过的，也有未曾面世的，但是最后止庵只选择了《姐儿俩》《走向》《墨西哥城之夜》《喜剧作家》《世上的盐》5篇。至于选择标准，止庵说，“我是读书人，用的是比普通读者更苛刻的标准”。

止庵如此介绍这5篇幸存的小说：《姐儿俩》，讲的是妹妹如何想方设法嫁给老外以离开生养自己的城市，那是1980年代出国潮的一个缩影；《墨西哥城之夜》讲的是男人和女人离异后不得不还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尴尬；“貌似要活色生香的开始，但是却不咸不淡地无疾而终”，这是《世上的盐》中所描述的与今天迥然不同的“艳遇”风格；而在《走向》中，“我想表达的是，我们可以忠于内心的选择，离开濒临死亡的婚姻，但即使我们无法达到本初、纯净、原始的觉悟的彼岸，也请在人性的表达上诉说一些饱含良知的词句”。

“总的来说，这些故事和今天的一些情形多少还是有勾连的。”止庵认为，他所保留的内容是离1980年代有些疏离、离现在更近的作品。还是那句话，得是一个现在还能读的书，“我必须要对自己的书有一个判断，人不能自爱到这种程度，随便什么都要出，什么都好。死掉了就不要了，你要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虽然身边1991年出生的年轻人还能跟他“没大没小”地开着玩笑，逼他承认东野圭吾的小说《白夜行》是纯文学，但是1959年出生的止庵依然不断摆出自己的年龄，“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不能做给自己减分的事情了，对于那些过时的，我没有任何爱惜”。

只不过30年前这些作品发表过了，默默无闻，如今有这么一个机会，作为一个“文艺老青年”，止庵还是不死心地想要看看，30年后行不行。早早就把言几又书店挤满的读者大概能为“行还是不行”做了一个注脚。

《姐儿俩》放在《喜剧作家》的第一篇，却是止庵当时写的最后一篇小说，1987年9月15日完成，10月15日完成修改。那年发表时，编辑删除了最后一段，直到如今仍让他耿耿于怀。这次出版，除了一些标点和规范用词，内容一字未改。“我不知道怎么改，当时为什么这么写我已经不知道了，我怕改错了”，止庵一脸真诚，语气亲切，很难跟张悦然口中，“他是我认识的价值观最黑暗的人”联系在一起。

在读者见面会上，止庵和张悦然用对《孔乙己》《色戒》的解读阐释他们对文学黑暗力量的推崇。这也许就是止庵研究鲁迅、张爱玲的原因。史航和张悦然在来参加活动的路上设想，如果两个人都不来了，止庵也会毫不在意地开始活动，对于最坏的情况，他都已经考虑过，张悦然如此形容止庵的黑暗价值观：“世界就是要你难看，要你尴尬，你不要抱期望，不然你活该失望、受伤。”

但是30年前，止庵说自己还是一个文学青年的时候，人很急躁、太入世、太“住相”。当时他的笔名还叫“方晴”，是父亲给起的，多少带有希望当时的环境越来越好的期盼。

后来读了庄子，有了止庵的笔名，《庄子·德充符》中有云“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止能止众止”，止庵之名便源于此。“‘止’是时时告诫自己要清醒，不嚣张，悠着点；‘庵’是我想象中读书的所在之处——荒凉里那么一个小草棚子而已。”

采访是在止庵回程的车上完成的，正说着他在1980年代的压抑、绝望，一轮夕阳染红的晚霞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快看夕阳多美”，他确认车上的每个人都看到了，说了两遍。

止庵的矛盾，如同“方晴”和“止庵”两个笔名。张悦然说他认识的止庵一个在云端，看着下面的人有多么的可笑，而其中最可笑的是另一个任劳任怨苦干的自己，害怕浪费每一天的自己。

做一个无用的人

1980年代，一个正从荒诞中突围的时代、一个“用一台海鸥DF-1就可以撂倒一个姑娘的时代”、一个谈论尼采、昆德拉甚至托洛斯基、索尔仁尼琴都稀松平常的时代；苦闷、沉默、死亡、自由等诗性命题充满着年轻人的生活，但面对正在生长的水泥森林，他们也肆无忌惮、漫谈理想，鲜活又沉闷，是孤独的江湖游侠。那或许是一个被过度美化的乌托邦，但它承载着许多曾有的辉煌。

“就是那种很多事情都不明晰，所以好像有很多可能，但是其实又没有什么机会的时间。”止庵说。而日新月异的当下，却被止庵形容为大家都只有一种可能性，“这种同质化是从九十年代以后开始，都往同一个道走，要找工作就都要找工作，要跳槽就都跳槽，要买房就都买房，要是创业就差不多都在创业”。

史航调侃，愿意跟止庵交朋友，就是因为他是微信朋友圈中唯一一个不谈创业的人。

对于1980年代，止庵并不认为如同人们描述的那么好，在他看来甚至是黑白色的。但是他也无法否认，至少那个时代的文学比现在重要的多，那个年代好多人都写作，那个时代的表达不在乎结果，也更纯粹。止庵说，八十年代是个介乎于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过渡时期，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他寻找不到，所以“回顾八十年代不是因为它有多值得怀念，而是它的生存状态与我们今天的差异值得我们反思，这部小说也是根植于这些差异的故事”。

《喜剧作家》的封面设计艾藤在看到这部小说时，感叹：“5篇小说中的男主角就好像一个人——孤独的、压抑的、脆弱的、有心可猜却也白猜的痛苦，他们可以放进这本小说集的任何一篇，有时我又会把这些男主幻化成那个时代的止庵老师。”对于这种说法止庵是认同的，他给小说挑了几个关键词，绝望、挣扎、徒劳、无意义，大概就是二十几岁的止庵。

那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医院，做了一家报社的编辑。至于为什么学医，那是诗人父亲的建议。“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他们在‘文革’期间受的苦太大了，让我不要学文科，因为文科很容易让人落‘空’，而让我学门手艺。他们觉得文科不是本事，而是爱好。”止庵说。

这些小说正是止庵在报社工作时写的，随着他进入外企，小说和诗歌的写作也就停止了。当然读书并未终止，以至于在十年后，他回家做了一个专门读书的人。“如果读书也算是一件事的话。”止庵轻轻地补充一句。

止庵的理想就是做一个没有用人，如同故意在《姐儿俩》中设置的“我”，既不推进故事，也不解决问题，“人人都想为社会做贡献，都想做成点什么，到我这儿就平衡一下，反其道而行，反正也不缺我这一份”。

当然止庵不写小说并不是因为要去挣钱了，而是伤了心。“虽然都发表在省一级的文学刊物上，却没有引起很大反响，我非常用心写的小说，编辑不理解我，那么读者就不能理解我，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多少是一种打击。”“我给你讲个例子啊。”止庵常常说这句话，他的脑子里仿佛存着讲不完的故事，“加缪的《鼠疫》中有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改一个故事的开头，他幻想着当编辑看到开头的时候，会对身边的人说：脱帽致敬，先生们。我当时想的是，别说脱帽致敬，最起码会有人来跟我握手。但当年真的没有。”

30年前他期望的反应，如今终于收到了，即使眼睛不太好了，耳朵也不太好了，也已经不再写小说，但止庵表示还是很幸福的。

告别读者、朋友、记者，他又会回到他的书房，如今他也不再纠结于读书，而学会旅行，享受生活。

只不过，如今他伸出的已经是一双老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