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通鉴：日本史-奈良时代

2024-08-19 20:18 点击：来源：踏青网

摘要：日本通鉴：日本史-奈良时代奈良时代是日本历史的时代划分之一，都城设在平城京(现奈良县奈良市)的时代也被称为平城时代。根据年号的时代区分，被认为是天平时代。这是日本佛教

日本通鉴：日本史-奈良时代

奈良时代是日本历史的时代划分之一，都城设在平城京(现奈良县奈良市)的时代也被称为平城时代。根据年号的时代区分，被认为是天平时代。这是日本佛教以镇护国家为目标，天平文化开花结果的时期。

一、概述

从广义上讲，从710年(和铜3年)元明天皇迁都平城京开始，到794年(延历13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为止的84年间。从狭义上讲，同样是从710年到784年(延历3年)桓武天皇迁都长冈京为止的74年。

因为京都位于素有“奈良之都”之称的平城京，所以被称为“奈良时代”或“平城时代”。740年至745年间，圣武天皇曾短暂地将宫都迁至恭仁京(京都府木津川市)、难波京(大阪府大阪市)、紫香乐宫(滋贺县甲贺市信乐)。

时代特征

藤原不比等(菊池容斋画，明治时代)

藤原不比等人在迁都平城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平城京是模仿中国的都城长安建造的。是政治家和官僚占居民大半的政治城市。

迁都平城京之前撰定并施行的《大宝律令》，为了符合日本国内的实际情况，从多方面进行了变更，经过反复试验，以律令国家、天皇为中心的专制国家、中央集权为目标的时代。同时，也是天平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

710年迁都平城京。这一时期的律令国家，通过户籍和计帐掌握人民，就规定租、庸、调和军役。多次派遣遣唐使，引进了包括唐朝在内的大陆文物。在全国建立了国分寺，佛教的天平文化繁荣起来。《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现存最古老的史书、文学出现了。这个时代，中央发生了很多政治斗争，在东北地区与虾夷的战争不断。

皇位由天武天皇和持统天皇的直系子孙继承是理想的，从保持天皇神圣的观点出发，近亲通婚反复出现。结果，天武天皇和持统天皇的直系皇子大多体弱多病，相继早逝。这种天武、持统直系子孙继承皇位的不稳定，在8世纪引发了各种政治斗争，最终导致天武、持统直系的断绝和自毁。

在政治上，710年迁都平城京至729年长屋王之变为前期，藤原四兄弟专权至764年(天平宝字8年)藤原仲麻吕之乱为中期，称德天皇及道镜执政以后可细分为后期。

二、律令国家的完成及其转换

奈良时代的前半期，刑部亲王等人所撰述，701年(大宝元年)完成并施行的大宝律令是基本法。

718年(养老2年)命藤原不比等人重新选定养老律令。主要是修改字句等，根本是以大宝律令为基本，但其施行较晚，是在757年(天平宝字9年)藤原仲麻吕的主导下。

律令制下的天皇权力

奈良时代，日本天皇历经第38代至50代。律令制下的天皇拥有以下权力。

废除贵族和官员的官职和等级的权力、令外官的设置权、官员的授予及任用权限、对五卫府和军团士兵的所有指挥命令权、对罪刑法定主义为原则的律的刑罚有赦断权和大赦权、对外国使者和派遣到外国的使者的诏令的使用等外交权，皇位继承的决定权等。

762年(天平宝字6年)左右，淡海三船编撰历代天皇的汉风谥号。由此，认为是天智天皇或天武天皇时代(7世纪)创始了“天皇”号，并追溯到之前的追号。

中央官制、税制和地方行政组织

通过制定大宝律令，形成了律令制国家。中央官制由二官八省、弹正台和五卫府构成。地方的行政组织由国、郡、里统一。里后来被称为乡。此外，作为道制，畿内和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西海道等七道被区分，其内部由66个国家和壹岐岛、对马岛2个岛进行分配。军团被部署在各国，被置于国司的管辖之下。此外，还引入了田与民属于国家的公地公民制，根据户籍发放班田。税收由租庸调和杂役构成。

742年(天平14年)废除大宰府。第二年，在筑紫设立镇西府，745年(天平17年)恢复太宰府。

在东北地区设置了多贺城、出羽栅栏等，推进了虾夷的征讨和开发、迁入。

农地扩大政策与律令国家

律令国家为了维持高度体系化的官僚组织，需要稳定的税收。另一方面，日本的律令规定的班田接收法中，对开垦田的确定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以长屋王为中心的朝廷在722年(养老6年)制定良田百万町步开垦计划，并在723年(养老7年)实施促进田地开垦的三世一身法。该法规定，建造新的灌溉设施，开垦农田的人在三代之间，使用原有的池沟的人仅限于本人一代，允许拥有垦田。

农民的垦田欲望未能提高，垦田也没有取得预想的进展，743年(天平15年)，橘诸兄政权以进一步促进垦田为目的，实施了《垦田永年私产法》。这是向国司申请，得到开垦许可，在一定期间内开垦的话，在一定限度内田地的永久私有。

虽然这两项法令具有推翻公地公民制基础的性质，但其动机是通过确保班田(口分田)来重建律令体制也是事实。有钱进行开垦的贵族、豪族、寺院和神社的土地所有权在此后不断增加。特别是大贵族和大寺院，将广阔的土地围起来，雇佣普通的农民和流浪汉，扩大私有土地。这就是庄园的起源，由于是伴随着租税义务的以输租田为主的东西，被称为初期庄园(垦田地系庄园)。

三、平城京的营造与和同开珎

元明天皇即位的第二年，即708年(庆云5年)正月，以武藏国进贡自然铜为契机，改元为“和铜”，次年2月开始铸造货币和都城。2月11日，设立掌管铸钱的催铸钱司，2月15日，下达迁都平城的诏书。

平城迁都与橘赐姓

根据《平城迁都诏书》，新都是“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图……”，“四神相应之地”。藤原京位于从南到北倾斜的地形上。藤原宫所在的地点比群臣居住的地点低，被臣子俯视的地方也被认为是被回避的，另外，作为现实问题，排水不畅等也成为了难点。

但不仅如此，藤原京是在与唐朝交流断绝的时期建造的，因此被认为是根据古书(《周礼》)进行设计的，与当时的中国都城相比也是史无前例的。

实际上，在30多年后回国的遣唐使粟田真人参与朝政后，这些问题才得以明确。同时报告了唐朝的文化和国力，首都长安的伟容和繁荣等，藤原京和长安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被认为是决定迁都的主要原因。

其根本，是建设壮丽的都城，外国使节和虾夷、隼人等边疆人民，不仅是向地方豪族和民众展示天皇的德行，在国内确立中央集权的统治的同时，以东夷的小“中华帝国”为目标。

9月，元明天皇亲自视察平城，任命造平城京司长官等17人。10月派遣敕使到伊势神宫告知新都营造，11月，向因平城宫预定地而被迫迁移的民宅发放谷物、布，12月举行地镇祭，开始建造工程。

这一年(和铜元年)，主导迁都的藤原不比等晋升为正二位、右大臣，不比等的后妻县犬养三千代在女帝的大尝祭上，与酒杯上的珍珠一同被赐姓“橘宿祢”。在地名和职务相关的名字一般的情况下，以植物的名字来命名是很少见的，她所生的皇子们都以橘为名字，成为橘氏实质上的祖先。另外，由此改名为橘诸兄的葛城王和后来成为皇后的光明子(光明皇后)，是三千代为母的异父同母的兄妹。

复原后的平城宫大极殿

平城京的建造工程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在工程开工1年零4个月后的和铜3年(710年)3月迁都平城，能够如此迅速地迁都，是因为包括寺院在内的大部分建筑都是从藤原京迁来的。根据近年的了解，新都平城京的规模与旧都藤原京几乎没有区别，反而是藤原京的规模更大，与长安城相比，只有四分之一左右。

平城京的特色是设置了“外京”这一从左京伸出的部分，并不是完全的矩形。“外京”反而成了今天奈良市的中心街。位于平城京的建筑，不仅有唐风建筑，还有很多用掘立柱铺板的高地板建筑，屋顶是桧木皮屋顶的自前代以来的传统日式建筑。

和同开珎与蓄钱叙位令

和同开珎银钱

和同开珎铜钱

虽然都城的建设在短时间内得以推进，但货币的铸造速度也非常快。708年2月开始铸造钱司，同年5月开始发行和同开珎银钱，8月开始发行铜钱。银钱的发行较早，被认为是因为有作为扁担量货币的银通用的传统。

就像平城京是持统天皇时期藤原京的发展形式一样，和同开珎也是富本钱的发展形式，也是模仿唐朝的钱币。

钱币用于支付宫都建造费用，如支付给在新都建造中工作的人们的钱等。政府为了使其流通，在和铜4年(711年)10月颁布了蓄钱叙位令，规定积蓄一定量的钱的人可以获得等级。

在以京、畿内为中心的地域之外，以稻、布等作为物品货币的交易广泛进行。

蓄钱叙位令是一种官制，反而导致货币的死库，阻碍了货币交换的顺利进行。

此后，政府继续铸造铜钱，到10世纪的乾元大宝为止，国家共铸造了12次铜钱。这被称为“皇朝十二钱”。

另一方面，与和同开珎铸造相同的和铜元年(708年)颁布了禁止私铸钱令。为了不让官员以获得位阶为目的制造私铸钱，对制造私铸钱的人处以剥夺官位、“斩”(砍头的极刑)的惩罚。

四、政治斗争与皇权的动摇

长屋王之变和光明子立后

在这个时代初期，中臣镰足的儿子藤原不比等人出现并掌握了政权，致力于律令制度的确立，同时也接近皇室，为藤原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不比等死后执政的是高市皇子之子、天武天皇之孙的长屋王。他升为右大臣，权势显贵，但在此前后，饱受负担之苦的农民的流浪和逃亡不断增加，社会不稳定现象日益明显，政府为了确保财源，于723年(养老7年)实行三世一身法，鼓励开垦。

从不比等的女儿藤原宫子为母的圣武天皇724年(神龟元年)即位开始，不比等的儿子武智麻吕、房前、宇合、麻吕的藤原四兄弟进入政界。

729年(神龟6年)，藤原四兄弟对升为左大臣的长屋王诽谤说：“用左道将国家(天皇)倾斜(杀死)”，逼迫其自杀(长屋王之变)，最终获得政权。在“变”之后，藤原氏成功地将不比等的女儿光明子立为臣下中第一位皇后(光明皇后)。

橘诸兄政权与圣武天皇

藤原四兄弟在737年(天平9年)因天花的流行相继死亡后，皇族出身的橘诸兄让下道真备(后来的吉备真备)和僧玄昉参与策划并担任了政权。对此不满的宇合的长子藤原广嗣，740年(天平12年)，以除去真备等人的名义，在九州举兵，但战败而死(藤原广嗣之乱)。这场叛乱引起了中央的严重动摇，圣武天皇辗转于山背的恭仁、摄津的难波、近江的紫香乐等地。接二连三的迁都造成的建造工程使人心更加动摇，再加上瘟疫和天灾不断，社会不安更加高涨。

东大寺(国宝)

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国宝)

一直以来笃信佛教的圣武天皇根据镇护国家的思想，为了平息社会的动荡，在741年(天平13年)颁布了建立国分寺的诏书，在743年(天平15年)颁布了造立卢舍那大佛的诏书。由此形成了东大寺大佛，于752年(天平胜宝4年)竣工，在女帝孝谦天皇、圣武太上天皇的莅临下，举行了盛大的开眼供奉。

仲麻吕政权的消长

不久前光明皇后的信任得到了藤原南家的藤原仲麻吕(武智麻吕的孩子)崛起，组织紫微中台，755年(天平胜宝7年)从橘诸兄手中夺取实权，并在757年(天平宝字元年)将诸兄之子橘奈良麻吕也排除(橘奈良麻吕之乱)。

仲麻吕掌握着独裁的权力，将淳仁天皇作为傀儡拥立。将自己改名为唐风惠美押胜后，推行以儒教为基本的中国风政治，这次得到孝谦上皇宠爱的僧道镜开始崭露头角。押胜为了除掉道镜，于764年(天平宝字8年)发动叛乱，战败而死(藤原仲麻吕之乱)。因此，淳仁天皇被废，并被流放到淡路。

宇佐八幡宫神谕事件和光仁天皇

道镜在765年(天平神护元年)成为太政大臣禅师，次年766年(天平神护2年)成为教皇。任用一族或心腹僧为高官，显摆权势，建造西大寺和百万塔等，试图通过佛教稳定政权。

称德天皇(孝谦上皇复位)和道镜向宇佐八幡宫下了神谕，打算拥立道镜为皇位继承人，在藤原百川和和气清麻吕的阻挠下，770年(宝龟元年)称德天皇去世后下台(宇佐八幡宫神托事件)。

拥立光仁天皇的藤原北家的藤原永手和藤原式家的藤原良继、百川等人跃进。

光仁天皇并非以往天武天皇的血统，而是天智天皇的子孙。光仁天皇削减了官员，致力于财政紧缩，严格监督国司和郡司，力图整顿地方政治。但是，780年(宝龟11年)，在陆奥国的伊治呰麻吕叛乱等，东北地区虾夷加大了抵抗。

从长冈京到平安京

784年(延历3年)，为了摆脱日益强大的寺社势力，桓武天皇在山背国长冈的土地上建造了新的都城(长冈京)，但是工程负责人藤原种继被暗杀了。发生桓武天皇的弟弟早良亲王被捕的事态后，在794年(延历13年)建造了新的都城。改山背国为山城国，将新京命名为平安京并迁都。迁都之后，被称为奈良时代的时代彻底终结，平安时代开始了。

五、天平文化

政府派遣学生和僧人到唐朝留学，引进了各种文物。另外，与朝鲜半岛的交流也很频繁。这些交易物，在正仓院宝物中也可以窥见端倪。716年(灵龟2年)阿倍仲麻吕(在唐朝客死)、吉备真备、僧玄昉等留学唐朝。他们给当时的列岛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

《记·纪》·风土记和万叶集的编纂

712年(和铜5年)完成的《古事记》，是以宫廷流传的《帝纪》、《旧辞》为基础，由天武天皇稗田阿礼诵读的内容，由元明天皇时太安万侣笔录而成。从神话、传说到推古天皇的故事，收录了很多歌谣。用汉字的音、训来标记口头的日语。

与此相对，714年(和铜7年)由纪清人·三宅藤麻吕撰集国史，以舍人亲王为中心编纂从神代到持统天皇的历史，720年(养老4年)撰写《日本书纪》30卷·系图1卷。这是模仿中国史书的体裁，用汉文的编年体记载。此后，直到《日本三代实录》为止，汉文正史被编纂成“六国史”，统称为“六国史”，而《日本书纪》便是其中的第一史书。

713年(和铜3年)，政府命令各国编纂《风土记》。这是收录了乡土的产物、山川等自然，或者其由来、故老传说等的地志。除了《出云国风土记》几乎完全流传下来之外，常陆国、播磨国、丰后国、肥前国的风土记各有一部分流传下来。这是显示古代地方面貌的珍贵文献资料。

在文艺方面，751年(天平胜宝3年)编辑了现存最古老的汉诗集《怀风藻》，收录了包括大友皇子、大津皇子、文武天皇、长屋王等人的作品在内的7世纪后半期以后的汉诗。淡海三船和石上宅嗣是奈良时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汉诗文文人，据推测，其中一人曾参与《怀风藻》的编辑工作，但没有确切的证据。

在和歌的世界里，从和铜年间到天平年间相继出现了山上忆良、山部赤人、大伴家持、大伴坂上郎女等歌人。《万叶集》是收录了到759年(天平宝字3年)为止的约4500首歌的歌集，雄略天皇的歌穿插在卷首。舒明天皇、推古天皇以后的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取得的和歌、著名歌人、宫廷的作品、不仅东歌和防人歌等，表现地方农民朴素感情的作品也收录了很多。而且其中有很多出色的歌。将汉字的音和训巧妙地组合起来书写日语的万叶假名的使用也是一大特征。

佛教兴隆

东大寺创建时大佛殿复原模型

奈良时代的日本佛教与镇护国家的思想相结合，在国家的保护下逐渐发展起来，为了守护国家而举行的法会和祈祷非常盛行。

政府在平城京内建造了一座大寺院，741年(天平13)，圣武天皇下诏全国，下令在全国建立国分僧寺和尼寺。另外，良弁作为开山之师，建造了东大寺。743年(天平15)，他发愿建造庐舍那佛金铜像(大佛)，祈求国家安泰。大佛的建造始于紫香乐宫。

752年(天平胜宝4)，出家并退位的圣武太上天皇、光明皇太后、圣武的女儿孝谦天皇等人前往东大寺，为大佛开眼供奉。接着孝谦天皇重祚的称德天皇建立了西大寺。

僧侣在南都七大寺(大安寺、药师寺、元兴寺、兴福寺、东大寺、西大寺、法隆寺)等寺院研究佛教教理。形成了南都六宗(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学派。大规模的抄经也在进行，特别是光明皇后发愿的全部经的抄经事业，是与大佛造立、国分寺造营齐名的大事业。

大安寺正殿(国宝)

药师寺：东塔和西塔(国宝)

极乐坊正殿(国宝)

兴福寺：五重塔和东金堂(国宝)

法隆寺(国宝)

西大寺(国宝)

唐招提寺(国宝)

安置在唐招提寺的“鉴真和尚像”(国宝)

佛教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跟随遣唐使留学的道慈(三论宗)和玄昉(法相宗)等学问僧的努力。

754年(天平胜宝6年)1月，第六次航海抵达平城京，传诵戒律和众多经典的唐朝出身的鉴真和尚、大佛开眼供奉的来自印度的菩提仙那、菩提仙那同时来日的张帕王国(林邑)出身的僧佛哲、唐朝僧道璿，另外，众多新罗僧人等外国出身僧侣的活动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朝廷一方面作为国教保护佛教，另一方面通过“僧尼令”等法令进行严格管制，限制了成为僧侣的程序和资格，限制了佛教的民间传播。

但是，也有像行基那样违反禁令，向民间传教，虽然被镇压，但致力于灌溉设备、布道屋的设置、道路建设等社会事业，得到民众支持的僧侣。最终，政府看中了行基的人气，任用他为大佛的建造尽心尽力，获得了大僧正的僧位。

其他进行社会事业的人物还有，据说是行基的老师建造宇治桥的道昭(法相宗的开山鼻祖)，为了救济贫困的民众而设立悲田院、施药院的光明皇后，养育了众多孤儿的其乐广虫等。

六、对外关系

618年，唐朝取代隋朝统一中国，建立了大帝国，统治了东亚广大的区域，给周边诸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与西亚、中亚等地的交流也很活跃，首都长安作为国际都市繁荣起来。玄宗统治的前半段被称为“开元之治”。周边各国也与唐朝通交，共享汉字、儒教、汉译佛教等诸文化，形成了东亚文化圈。

东夷小帝国

其中日本的律令国家体制中，天皇与中国的皇帝并列，与唐朝一样，具有将日本视为中华的帝国结构。这是国家统治权的波及范围“化内”,那是“化外”不及外部的区分,更化区分外,唐“邻国”,朝鲜国家(在这个时代,新罗和渤海),“诸蕃”虾夷、隼人、南岛人“夷狄”规定应该称为“东夷的小帝国”了[7][8]。在规定为律令之后，是否以此为自负和目标，特别是与唐朝和朝鲜诸国的关系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这是另一个问题。

东大寺正仓院收藏了许多与圣武天皇、光明皇后有关的遗物。

与唐朝的关系

630年从犬上御田锹开始的日本遣唐使，在奈良时代几乎每20年派遣一次。以大使为首的遣唐使中，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等，多的时候约有500人乘坐4艘船渡海。

日本虽然没有受到唐朝的册封，但实质上是臣服于唐朝的朝贡国。使者参加正月的朝贺，向皇帝表示祝贺。当时的造船术和航海术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在海上遇难的事件也不少。遣唐使们冒着危险带回了大量书籍、优秀的纺织品、银器、陶器、乐器等，同时带回了唐朝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国际色彩丰富的文化，给当时的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对知识的贪欲更是惊人，唐朝的正史中记载，皇帝赏赐的物品全部卖掉，以这个代价购买了书籍堆积回去。不仅是文物，掌握知识的留学生和留学僧也回到日本发挥指导作用。特别是回国的吉备真备和玄昉，后来受到圣武天皇的重用，活跃在政治世界。

与新罗的关系

新罗(前57年-935年)，是古代朝鲜半岛东南部的国家。503年以“新罗”为正式国号。经过与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半岛西南部的百济的并立时代，到7世纪中叶为止几乎统一了朝鲜半岛中部以南地区，成为继高丽、李氏朝鲜之后的半岛国家的始祖。因内乱和饥荒国力衰弱，最终投降高丽灭亡。

白村江之战之后，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使节往来。但是，7世纪末至8世纪日本的“邻国”(唐、新罗、渤海为“蕃国”)律令体制建立过程中，中华意识提高，新罗作为“蕃国”，并作为从属国家。因此经常发生冲突(田村圆澄)。因此，遣唐使的路线也多次变更。

围绕半岛统一问题，新罗正在与唐朝进行战争，为了牵制唐朝，不让背后的日本站在唐朝一边，新罗不断派遣使节。

因为是与唐朝交战的状况，所以直到8世纪初为止，日本方面的朝贡形式是被容忍的。渤海国成立后，新罗与唐朝的关系有所好转。因为没有必要通过朝贡来维持与日本的关系，所以开始主张对等外交。日本没有承认这一点。两国关系恶化后，新罗为防备日本的进攻，筑城(723年，毛伐郡城)。日本为了加强军备，也一度设立了节度使。

737年，关于征讨新罗的讨论开始了。在这个时期，日本天花大流行，以政治的核心人物藤原武智麻吕为首的藤原四兄弟，高层贵族相继去世，能够参政的人才锐减，因为国内陷入了混乱，所以没有成为现实。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陷入混乱。藤原仲麻吕以加强与对新罗有威胁的渤海国的关系为背景，准备发动讨伐新罗的战争。(以与渤海国共同作战为大前提，但是被渤海国方面拒绝了。开战持续延期，最终因仲麻吕的没落而未能实现。)

虽然没有发生这样的冲突，但是没有必要按照日本的要求维持邦交的新罗停止了使节的派遣，779年结束了外交关系。

对上述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对于日本方面提出的送去臣称、上表形式国书的要求，新罗直到断交的最后，一次也没有送交新罗王的国书。

在新罗受到唐朝的压力期间，“新罗的使节”允许向日本的朝贡形式，但在八世纪中叶以后拒绝了日本的朝贡要求。新罗王一次也没有向日本发送过国书，这让人怀疑新罗是否承认日本的朝贡体制，也有可能是新罗的使节在当地诈称朝贡(堀敏一)。

另外，川本芳昭的建元比日本早100年以上，新罗只承认向中国皇帝朝贡。从其中华意识考虑，上述说法存在一定的问题。

另一方面，新罗致力于民间交易，与日本的交流比唐朝在质量上都要大，现在正仓院收藏的唐朝和南方的宝物中，有不少是新罗商人中介的。到了8世纪末，正式派遣遣新罗使的活动中断，但新罗商人的活动反而更加活跃。

与渤海国的关系

所谓渤海国是指从现在的中国东北部到朝鲜半岛北部，到现在的俄罗斯沿海地区，曾经存在的国家。由大祚荣建国，因与周围的贸易而繁荣，被唐朝称为“海东盛国”(《新唐书》)，最后被契丹(辽)所灭。

713年，与以靺鞨族为主体，与旧高句丽人(狛族)一起在中国东北建国的渤海国有密切的使节往来。为了对抗唐朝和新罗，渤海国于727年(神龟4年)向日本派遣渤海使寻求邦交。由于夹在唐、新罗之间，加上其统治下的黑水靺鞨的叛乱等国内外危机状况，作为“蕃国”高句丽的继承者，向要求朝贡形式的日本妥协，允许其作为朝贡使节。在来自渤海国的国书中，与渤海国的危机状况成反比地增减了迎合日本或中华意识的语句。

日本方面将渤海国视为“蕃国”高句丽的再来，欢迎其朝贡，出于与新罗的对抗关系，非常重视与渤海国的交往，派遣遣渤海使。日本和新罗一样，对渤海也要求以称臣、上表的形式(称臣下，向君主呈文的形式)发送国书。

渤海国与新罗不同，向日本发送国书，其形式是“启”。渤海国是亚洲第一个将用于个人之间通信的“启”用于国家之间的正式文书的国家。“启”不是国书所使用的形式，而是询问个人之间起居的书信，与国书的一般目的是一致的，本来是上行书，所以表示对对方国家的郑重态度。将这种个人的通信文转用为国书，被认为是渤海国的智慧。

尽管日本一再批判“臣称上表”形式，但渤海国却始终拒绝“臣称上表”形式的国书。最终，日本方面也承认启是“惯例”。《续日本纪》中有例外的渤海国发送上表形式国书的报道，但报道只集中在宝龟年间，被认为是将来自渤海国的启视为上表。

与唐朝的关系得到改善后，渤海使的军事作用下降，贸易比重变重，来日本的频率也增加了。平安时代初期完全变质。

824年，右大臣藤原绪嗣甚至说：“渤海使是商人，今后不要作为外交使节来对待。”

另一方面，日本向渤海国发送的国书虽然是天皇的慰劳诏书形式，但其开头和对新罗的一样，始终是“天皇敬问渤海国王”或“天皇敬问渤海郡王”。这个格式是模仿中国的，在中国是向对等国家或者应该特别尊重的对象国提交的格式。将渤海和新罗作为臣属国，说到底是日本方面的想法，实际上并没有按照日本的想法进行。国家之间的臣属关系通过授予官职的“册封”才得以成立，但日本与新罗、渤海之间并没有建立册封关系。这样的关系自然而然地以郑重的形式被采用。

与隼人和南岛的关系

九州南部在古坟时代地下式横穴墓、板石积石棺墓(地下式板石积石室墓)、土圹墓等独特的墓制出现的地区，这个地区的人古称熊袭，7世纪后期开始被称为隼人。

虽然从5世纪末开始逐渐受到大和政权的影响，但在施行大宝律令的时间点上依然是律令制支配下的地域。

699年修筑三野城、稻积城，律令国家开始以军事力量为背景进行统治。709年开始了“隼人”的朝贡制度，表示朝廷中与虾夷一起被异族的“夷狄”所臣服。在国家礼仪中被赋予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统治的抵抗也非常强烈，特别是720年发生了7年前新设的大隅国的国守阳侯史麻吕被杀害的事件。对此，律令政府以大伴旅人为大将军，派遣大规模军队，直到第二年才镇压了(隼人叛乱)。结果在722年首次进行了造籍，之后隼人就没有组织性的抵抗了。只是奈良时代的隼人始终是朝贡的对象，在大隅、萨摩两国进行班田是进入平安时代的800年(延历19年)。

另一方面，从现在的西南诸岛，早在7世纪上半叶就有使者向大和政权“朝贡”。

698年，觅国使被派遣到南岛。第二年多褹(种子岛)、晚上久(屋久岛)、菴美(奄美大岛)、度感岛(徳之岛)朝贡来到。702年作为行政组织设置了多弥岛。

南岛带来了作为工艺品材料的夜光贝和赤木等特产，另外南岛也带来了铁器。

在大宰府遗迹中出土了写有“掩美岛”(奄美大岛)、“伊蓝岛”(冲永良部岛)的木简，另外，在奄美大岛奄美市的小凑·羽加奈克遗迹中发现了夜光贝制作贝匙的痕迹。到了9世纪，就像“没有国家就没有敌人，有损失就没有利益”那样，对律令国家的关心逐渐变淡了。

与虾夷的关系

从日本大和朝廷开始的历代中央政权来看，虾夷是居住在日本列岛东方(现在的日本关东地区和东北地区)和北方(现在的桦太、北海道)的人们的称呼。

历史上被称为虾夷的人们究竟是怎样的人，至今仍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不管怎么说，对于基于中华思想的律令国家来说，只不过是“在自己支配下的外部的人们的概念”。

7世纪中期阿倍比罗夫等人远征。到了现在的秋田和津轻地区，以及其北方。但在8世纪初被稳定编入律令国家的，只有现在的山形县庄内地方和宫城县中部以南。当时建造了城和栅栏(被称为城栅栏官衙的设施)，其周围被称为栅栏户的居民从关东和北陆地区移民到这里耕种。

郡山遗址(宫城县仙台市)被认为是当时的中心官衙。迁都平城前后，政府采取了急速的扩张政策。708年在越后国设置出羽郡，712年设出羽国。又将东海、东山道诸国的百姓转移到城栅。用于农耕和防卫。

与此相对，虾夷在709年及720年发动叛乱，720年发生了陆奥按察使上毛野广人被杀害的事态。政府派出大军镇压，新建了郡和栅栏，并且作为统括这些设施建设了多贺城。

另一方面，在日本海一侧，733年出羽栅被移设到现在的秋田市(后来的秋田城)。

之后，政府任命虾夷的首长为郡司，对部族集团进行间接的统治。另外，个别臣服的人被作为俘虏移民到诸国。就这样，东北地区南部逐渐被编入律令制的内部，而东北地区北部以北依然在律令国家的支配之外。但是文化·经济的交流持续，擦文文化受到出羽地方古坟影响的末期古坟被建造，另外在惠庭市也出土了和同开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