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厦：我经历的77年高考

说到高考，有一年的高考不得不提。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这一重大的历史决定，让很多人的命运从此改变，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

杜厦，是著名学者、企业家。八十年代曾参与了中国诸多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工作。1989年投身商业，后创办天津家世界连锁商业集团，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连锁商业集团之一。在2004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位居第八。2010年，创办太平洋联盟，践行共享经济的太平洋联盟，正在给以「私人俱乐部」作为主要运营模式的世界高尔夫产业，带来彻底的变革。

他的自传《一个人和他的时代》，写下了其近70年的个人经历。他以自己传奇般的经历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波折，叙述着个人的心路历程。书中有一节，详细提到了他的1977年的高考经历。

（以下文字摘自《一个人和他的时代：杜厦自传》）

1977年10月末，佳木斯已经进入初冬。

上午，我带领两个班组装龙门吊。轨道焊得距离不对，巨大的吊车架和轨道翻来覆去不合龙，把我们累得够呛。午休的铃声一响，我便告诉弟兄们：「上午就到这，收工吃饭！」

大家都对着冻僵的手哈着气，打着、闹着来到锅炉房的热饭柜，取回自己的午饭。

我的饭盒被王致华用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包得严严实实，她希望尽量给里面的午饭，保持一定的温度。我抱着蒸得滚烫的饭盒，跑回钳工班。

大家边吃边打扑克。我蹲在一旁，一边吃着玉米碴子和酸菜粉，一边看着这帮快乐的弟兄们吵吵闹闹。

无意间，刚刚扔在地上的一块报纸碎片，把我整个人吸引住了。我捡起那张已经破碎的报纸，被报纸上那条标题新闻彻底震撼：

「中央决定，1977年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

在标题之下，是这样一段内容：

「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是基本标准。总之，这次招生主要两条标准：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那份报纸是1977年10月21日的，我看到的那天是1977年10月24日，星期一。

这条新闻使我浑身战栗，激动不已。76年10月16日黄浦江码头上的那份期待，似乎真的变成了现实：中国真的可能变了。「家庭出身」已经不再是主宰我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了。我渴望的新时代，真的到来了吗？

我下午请了假，把领班的活儿交给了张林，骑上车直奔佳木斯中医院。

我把王致华从医院里叫出来，给她看了那份报纸碎片。我难掩激动，告诉她，我决定参加高考。

王致华沉默好长时间，最终，她还是反对我报考大学。她认为，报纸上虽然说得好听，但很难想象「历史反革命」家庭出身的人，可以考上大学。如果由于政审不能过关，与其再遭受一次巨大的打击，还不如不去考。另外，她已经怀有五个多月的身孕，如果我去考大学并去外地上学，本来已经走上正轨的家，就可能被完全打乱。她又要生孩子，又要照顾婆婆，上有老，下有小，很难想象，这样的担子全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她能否担得起来。

我仍在亢奋和激动之中，这些我全然听不进去。

我告诉致华，这是全家转变命运的唯一机会，我们不能让这个机会溜走。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都要克服。我们必须一试，在这样的机会面前，不能有丝毫的犹豫。

王致华半靠着路旁的电线杆子，低着头半天没有说话。一会儿，她抬起头盯着我，又点了点头。她感到此时的杜厦，已经进入到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法说服的那种状态了。于是，她再也没有一句争论，顺从地对我说：「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那我就全力支持你，有甚么困难，我们一起克服。」听完这话，我发自内心地感激她，紧紧地攥着她的双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们在风中站了很久，憧憬着进入大学校门，给我们的一生可能带来的种种改变。我知道，这是我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妈妈也坚决支持我的决定。

紧锣密鼓，10月26日，我就把报考申请表交到了厂部办公室。厂部按照要求，连同我的档案材料，几天之后就寄给了黑龙江省招生办公室。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厂部办公室让我去取通知。

我拿到了黑龙江省招生办的政审通知：政审不合格，不准报考。

我呆呆地看着这份通知，半天说不出一句话。退回来的「政审材料」的封袋上，被盖上了一个硕大的「③」字。这血红色的巨大「③」字，象是刻在囚犯脸上的耻辱印记，使我再次清醒地认识到，我是没有资格参加这次高考的。我还是没能爬出「贱民」的行列，我是被这个社会剥夺了平等权利的一批人中的一个。

1977年高考被剥夺考试权利，是我成年以来最让我沮丧和失望的一次经历，心里痛得无以复加。我没有哭，我早就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哭泣。但在我的内心深处，何尝不想痛哭一场！我真的不知道，随着那撕心裂肺的痛苦，从心里喷涌出来的到底是热泪，还是鲜血。

起初，面对这次打倒四人帮后的高考，我还是满怀渴望和期待的。招生简章上明确写明：「招生主要两条标准：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但我还是被定为政审③类，仍然是个「政治贱民」！我的失望和痛苦，比此前的十年，更加深刻一百倍！

重新燃起的人生希望，又被无情地扑灭。

下班我不想回家，不想把自己的情绪带给无辜的致华和妈妈。我在佳木斯街头凛冽的寒风中，推着车，步行走了将近三个小时。我真想扯开嗓子，对着这空旷的城市吶喊。此时的我，感觉自己象是一只掉入陷阱的狮子，虽受尽屈辱，但万分不甘。

厂里那些一同尝试高考的小青年们，都获准参加这次考试。我是全厂唯一由于「政审不合格」，被挡在高考大门之外的人。尽管我早已习惯了接受不公和屈辱，但我还是无法接受这次打击。

在人生最重大的机会面前，我又一次承受了「家庭出身」带给我的沉重打击和无情折磨。尽管我早就知道，这很可能就是我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宿命，但我的内心还是被割得鲜血淋淋。

回到家里，妈妈和致华都想安慰我。三个小时的冷风，已经把我吹醒，我知道，不能被这种打击击垮。我骨子里永不低头的倔强，被这纸「政审不合格」的通知彻底激活。已经收敛了两年多的火热斗志，在这个晚上又重新如火山般喷发出来，烧得我两眼通红，浑身发烫。我又再次找到了文革中要跟人拚命的那种感觉。

我左手拿着黑龙江省招生办政审不合格的通知书，右手拿着最近一个月报纸上关于邓小平亲自推动「恢复高考」的诸多报道，陷入深思：我需要找到起死回生的道路。

此时，全国都已经知道，「不看出身，只看表现」的政审原则，是邓小平亲自修改制定的。我决定给邓小平本人写一封信，陈述我的遭遇，争取最后的一点机会。

信的原文已经不记得了，大意如下：

亲爱的邓副总理：

我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一个普通考生。我一九六八年于北京高中毕业。自我觉得，我能够充分满足您提出的「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的基本条件」。但是我的报考申请，被黑龙江省招生办以「政审不合格」打回。原因就是我父亲是和傅作义先生一起，参与北平和平解放的国民党高官。我觉得黑龙江省招生办的这个政审结论，不符合您代表党中央提出的高考政审原则。

我有充分的信心，能够在这场「择优录取」的考试中胜出。我希望能够按照您提出的两条标准参加此次高考。今后，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专业本领报效国家，报效祖国的四化建设。

希望得到您的关注、支持和帮助！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建材机械厂工人

杜厦

此时已经是11月10日左右，黑龙江省77年高考的初试，将于11月19、20两天举行，我无论如何是赶不上了。但黑龙江省是77年高考中，全国唯一一个举行两次考试（初试、复试）的省份，这也许能给我留下最后一线希望。

我期待着奇迹发生。

12月15日上午，厂部办公室叫我来一趟。我感觉要有甚么事情发生，飞快地跑向厂部。厂办小马交给我一封信。信封的下款印着猩红色的大字：黑龙江省招生办。

信中附着邓小平办公室给我的一封回信：

杜厦同志：您给邓副总理的信件已经收到。我们认为，您可以参加今年国家高等院校的招生考试。我们已经责成黑龙江省招生办具体落实此事。接到通知以后，请您立即凭黑龙江省招生办的通知，迅速办理报名手续，直接参加复试为盼。

国务院邓小平副总理办公室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四日

收到黑龙江省招生办转发的这份「邓办」的批覆，距离那年黑龙江省高考复试，只剩九天时间。

奇迹确实发生了！

为此，我一辈子感激邓小平给了我这次考试的机会，更因此而认定他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恩人。是他的这一政策，根本性地改变了我的一生，也是他的这一政策，第一次在这个国家，给了我真正的平等与尊严。在我的一生中，没有甚么比这更珍贵的了。

二十年以后，93岁的邓小平逝世。1997年2月23日晚上，我专程从外地赶到北京。那是一个格外寒冷的冬夜。次日凌晨四点，我冒着寒风，步行近20里，赶在戒严以前，来到301医院外的长安街上。上午十点，我含泪站在路边的人群之中，为心中这位曾经给了我崭新一生的尊贵老人送行。我心里默默地悼念，愿他老人家一路走好！

1977年12月24、25两天，我在佳木斯市，直接参加了那场特殊高考的「复试」。

试题很简单，我觉得自己考得不错。

然而，到1978年的春节过后，所有高校的录取通知书都已经发放完毕，而我却始终没有得到这份让我望眼欲穿的「录取通知书」。

一打听才知道，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参加考试并取得高分的高中老三届考生，无一人能够等到录取通知。据说是因为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年龄偏大，已经超过了30岁的年龄限制，最终除很少被录取的以外，大部分没有被录取。所有参加高考的老三届高中生，都怨声载道，抱怨又被「忽悠」了。认为报纸宣传让老三届参加高考，却又嫌老三届年纪大、有家庭拖累不予录取，是糊弄了我们老三届。而我却觉得，大约还是招生部门，对邓小平的政审政策阳奉阴违，借故不予录取而已。

我热烈期盼的心，很快就又重回冰点。

已经是三月初了，高考所带来的幻想和激情已经冷却。一天我正在车间上班，有人通知我接电话。我跑去传达室，电话听筒在传达室的窗台上已经静躺了很长时间。

打电话的人自称是佳木斯市教师进修学院的。他告诉我说，我的高考成绩非常好，但由于黑龙江省规定，所有老三届考生只能在省内师范类院校录取，因此我的考试成绩，根本没有被送到省招生办去。接着，他问我愿意不愿意来佳木斯市「师专」上学，如果愿意，他马上给我寄来《录取通知书》。

完全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录取方式和录取结果，我十分意外。

接着这位老师告诉我，如果我决定「不去」佳木斯师专上学，他还会接着给其他成绩优秀的老三届考生打电话，以满足佳木斯师专这次珍贵的招生机会。

尽管我心中对于被这样一个「大学」录取极度失望，但我能做其他的选择吗？不能，无论是甚么学校我都准备去，我迫不急待地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机会和生存空间。

事后我才知道，这次被佳木斯师专录取有多么幸运。原来，我们这些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尽管考试成绩优异，绝大多数还是因为年纪太大而没有被录取。1978年2月底的全国「两会」上，作出了扩大招生的决定。于是，我们这些已经被刷下的老三届考生，「两会」之后，按照国务院作出的扩大招生的指示，又被重新录取。不过，绝大部分是录取到各省、地、市师范学校的「带帽师专」里面。

我所经历的77年高考，真可谓「一波三折」，但我还是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那一届高考的幸运儿，以29：1的历史性比例，考上大学，成为全国十九万77级大学生中的一员。

我们在佳木斯师专的班上有三十八人，几乎都是北京、上海、哈尔滨、佳木斯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年纪最大的已经32岁。绝大部分同学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而且都是所在连队或生产队里表现最出色的知识青年。班上的每一个人，高中时期几乎都是「学霸」，即使上山下乡插队期间，也没有放弃学习，因此这次考试，大多成绩优异。据说我们班上成绩最好的几乎达到360分的高分。这批人应该是77年那场考试中，表现最为出色的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