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歌分为哪三大类（中国民歌分为哪三种）
中国民歌分为哪三大类（中国民歌分为哪三种）
民歌音乐本体的分析
近些年随着研究民歌的工作者的队伍的不断壮大，民歌分析的文章、论著也不断在增多。这些论著中分别从自己采集、收集的民歌、以某个民歌或某一民族民歌为个案等对民歌进行音乐本体的研究。从这些音乐本体的研究不论从深度、广度来讲，较以前来讲都有所发展。
音乐形态分析的文章、论著中有从形态结构中的某一特点为个案分析民歌的；有的从民歌旋律中的时间因素、音高因素、逻辑因素等方面分析某一民族民歌的；有举几个特殊民歌品种对其音乐形态的分析的文章；还有的从民歌风格的来分析文章（笔者在中国知网查到从1980年到2009年，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与论著有92篇）；还有通过对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民歌形态的分析总结出其地区或民族民歌风格的文章；除了以上角度分析民歌的文章外还有从民歌的功能方面入手的文章，但此类文章较少。
从民歌结构中的某一特点为个案对民歌进行分析的文章、论著。李汶的《两句式不对称结构民歌分析》这是一篇以音乐本题中不常见的曲式结构为个案研究，作者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民歌刻意打破固有追求平衡的秉性，但并未因此破坏我们的审美愉悦，相反却带来了一番更新鲜的刺激，作者通过观察得出结论：这种不对称结构的民歌是有其内在构成规律的，特别是歌词对歌腔构成有其规律作用；崔宪的《简论民歌的曲随词唱与词曲异步》这是一篇论述民歌词曲关系的文章，文中提到曲随词唱是民歌即兴演唱的基本特征之一，词曲异步则是民歌词曲同步关系外的另一种重要结构。曲随词唱与词曲异步的共同特点，都是民歌在歌词之外的音乐特殊属性，作者针对民歌中曲随词唱和词曲异步两个方面进行论述。这类个案研究的文章还有吕骥的《民歌中的节拍形式》、天风的《陕北民歌的曲式》、李娟的《左权民歌音阶调式特征分析》、汤晓霞的《清代满族音乐结构与曲牌的研究》、张淑霞的《东北汉族民歌调式分析》等等。
从民歌旋律的时间因素、音高因素、空间因素来分析民歌。马福生、朱大伟的《新疆蒙古族民歌形态探究》（载《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五卷第03期）；郑瑾的《阿拉善东北部蒙古族民歌音乐形态研究》（载《内蒙古在师范大学学报》），王锐的《自然淳析、亲切悠然》——赫哲族民歌分析、郭魏的《浅谈黑河地区少数民族民歌》、赵莉的《99首蒙古族民歌精选》、赵英、何元平的《巴渠民歌音乐形态解析——以755首民歌样本为案例》、刘晓滨、刘远的《鄂伦春民歌的文化内涵与形态研究》等等，这些文章的共同点是文章论述的重点，都是从民歌旋律的时间因素、音高因素、逻辑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最后总结出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民歌的风格特点，从而深化读者对某地区或某民族民歌的认识；或者是以多少首在实地调查中采集的民歌为样本，以归类、列表统计等形式对音乐形态进行细致的对比，从曲式、调式、节奏等方面解析种类繁多、体裁多样的民歌形态特征。近些年来这类文章在各个报刊专著中常见。这类文章的整体结构类似，但由于学者的侧重点不同所以也有其不同特点，如刘晓滨、刘远的《鄂伦春民歌的文化内涵与形态研究》中除了与其他文章一样对调式音阶、曲式、音调等进行分析外，还提到了鄂伦春民歌的歌词的更新。文中提到纵观人类音乐发展的历史，民间艺术总是在传承中不断的创新，但就民歌的旋律和它的歌词比较而言，旋律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而歌词的更新则要快得多，特别是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歌词的创新几乎是“与时俱进”的，鄂伦春新民歌的出现与发展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从风格方面分析民歌的文章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对民歌风格进行直接的论述；另一类是通过对民歌音乐形态的分析总结出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民歌的风格特点；还有一类，分析民歌方面的文章是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语言、生活方式、劳动方式、文化背景对民歌影响等方面入手，对某一地区、民族的民歌形成的风格进行分析。这类文章在近几年的硕士论文中出现的很频繁，是带有民族音乐学色彩视角的文章。歌是语言的升华，无语就不为歌。民歌形成的客观影响基因——生活习俗，是民歌生存的特定条件。民歌是劳动人民集体的智慧，是劳动和生活的产物，离不开特定的环境和生活。正如游牧、渔猎的民族不可能产生伐木、舂米歌，耕种的民族不可能形成牧歌、奶幼畜歌一样。审美特征是一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折射，是民歌结构的简单与复杂、深与浅等不同层次的象征。信仰与想象离不开思维，思维的逻辑与形象依据离不开生活中自然迹象的反馈与推测。因此，审美特征必与生活习俗连为一体，也是民歌形成的客观因素与特定条件。据理类推，脱离了风格，民歌则如无源之水。民歌是在民族文化这块沃土上孕育起来的鲜花，它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延续至今，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风格维系的结果。这类文章还很多，如：《望谟县布依族传统民歌特点》、诺敏的《论蒙古族民歌》等等。近些年来这类文章与原来关于民歌风格类的文章有所不同，这也是民歌研究的一大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