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好龙成语？“叶公好龙”成语背后的真相
什么好龙成语？“叶公好龙”成语背后的真相
在有人群的地方“面子”的生命力总是格外旺盛，哪怕这种面子只是幻想，比如古有“叶公好龙”：男主叶公以各式各样的龙形象装点门面，此嗜好引人围观，但当真龙光临叶公居所时，他却抱头鼠窜，丝毫不见对龙的喜爱。
虽然龙只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图腾崇拜，叶公好龙一事也只是人们的笑谈，但历史上真实的叶公却因“叶公好龙”这个成语被贻笑千年，今天的叶地百姓还在为他们的父母官鸣不平。当我们揭开“叶公好龙”背后的真相后，也许会对此少几分嘲笑，反而多几分同情和自我反省。
据清同治辛末《叶县志》、《汉书》、《皇览》等史料记载，“叶公好龙”的人物原型是春秋时期楚国名相沈诸梁，因其所在封地在叶邑（今河南叶县南旧城），故自称叶公，“叶县西北去城三里，有叶公诸梁冢，又曰叶君丘，近县祠之”。相传真实的叶公确实有画龙的嗜好，但此举载入正史并非因为沽名钓誉之私欲，而是为了兴修水利、造福当地百姓。
叶地是浅山丘陵向平原过渡的地带，因为地形原因，该地常年雨季发生洪涝灾害，而雨季过后发生旱灾。对此叶公曾发动当地百姓开挖具有防洪、蓄水功效的东、西二陂以解决水患，据悉该治水方案不仅福泽当地百姓，为后世水利专家设计水利工程也提供了宝贵经验。而画龙则是叶公治水方案中的一个小插曲，因为治水方案需要绘制水域地图，叶公就在自家院墙上画，在每个出水口上画上神话里掌管降水的龙形象。
综上，如此一个为民谋利的实干家，很难将他同“叶公好龙”中装腔作势的形象联系起来。如果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这位名相救国君于危难的事迹后，会发现他与“叶公好龙”中那位沽名钓誉之辈完全是截然相反的两类人。
据《史记·三十世家·楚世家》中记载：楚惠王十年楚国大夫白公胜起兵谋反，挟持了楚惠王。叶公带领叶地兵将平息白公胜叛乱并取得成功后，并没有拥兵自重趁火打劫篡夺楚惠王之位，而是奋力救出楚惠王协助恢复楚国秩序。
众所周知，在春秋战国时期一旦臣子手握大权，总会发生谋权篡位的相似历史。但即便楚惠王出于感激将军政大权都交给叶公，使得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位时，叶公也没有表现出意欲将国君取而代之的野心，反而后来将大权让给了公孙宁、公孙宽两位年轻人，自己回叶地安度晚年，史称“叶公让贤”。
这样一位为民造福、忠君礼让、淡泊名利的贤臣，怎么看都不像“叶公好龙”中沽名钓誉的伪君子，可惜关于叶公，人们偏偏只记住了成语中子虚乌有的坏名声，却鲜有人记得他为叶地百姓、为楚国长治久安做出贡献的正面形象，真是应了那句俗语：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那么问题来了：这一切该怨谁呢？
有人说该怨孔子和他的儒家学派传承者，这类观点认为叶公的坏名声全因和孔子拌了句嘴。叶公和孔子确实曾有过话不投机的交流，《论语·子路》篇对此有记载。话说孔子周游列国时从蔡国去叶地时，叶公曾与孔子有过几次会面，史称叶公问政。双方对于为政时应采取“近者悦，远者来”之道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却在何为正直人设的标准上产生了分歧：叶公认为正直的人必然是大义灭亲之人，即“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但孔子对此持截然相反的态度，认为正直的人因为顾念血脉亲情会为亲人护短，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次不愉快的交流是孔子没有在叶地久留的重要原因，而西汉著名经学家刘向，作为儒家学派的传承者，他借孔子弟子子张之口，将这个叶公好龙的成语故事写进了自己编纂的作品《新序》中：
“子张见鲁哀公不礼，托仆夫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字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拖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
因为这段文字，叶公被后世人贻笑千年。可见叶公被污名化与孔子、儒家学派传承人确实有些关系，但若因此将抹黑叶公的罪名扣到他们头上，实乃甩锅之举。
首先，孔子和叶公意见不合太正常不过了，众所周知在孔子所处的诸侯争霸时代，他的思想主张基本上没有被哪个诸侯国君真正接受过，意见不合实乃家常便饭。并且关于思想主张不一致的问题，孔子一贯持“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豁达态度，所以并不会因此怀恨在心，也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孔子因此去诋毁叶公形象的言论，所以叶公形象被损岂能怪孔子？
再次，即便是儒学后人刘向将抹黑叶公的这个成语故事记在《新序》中，也不代表这是刘向对叶公有敌意。因为一方面《新序》这本书只是刘向编纂的，叶公好龙这个故事也只是他听说后收录在其中的；另一方面虽然刘向在这本书里记上了有损叶公形象的虚构故事，但也同时记载了叶公平定白公胜政变、以及叶公向乐王鲋询问晋大夫赵文字为人等事件，而这些故事则凸显了叶公德才兼备的正面形象，这些在《左传》、《史记》中也都有记载。
所以，既然刘向在《新序》中既记载了关于叶公负面形象的故事，同时也记载了他正面形象的故事，又怎能说刘向这些史学家是在刻意抹黑叶公形象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关于叶公正面、负面事迹都曾被记载于历史文献，但后人偏偏对叶公负面形象的故事印象更深刻，不能怪跟叶公拌过嘴的孔子，也不能怨编纂历史文献的史学家，只能怨后来的传播者选择性地传播了叶公负面形象的故事，而听者选择性地记住了这些，然后再传给别人……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传播方式下，一代名相叶公就成为“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的真实写照。
“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的传播现象，对被评价的当事人并不公平，也并非对一个人的客观评价，但这种现象却真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负面事迹之所以比正面事迹传播得更快更广，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在他人负面事迹中，找到了自己负面情绪的共鸣，比如说虽然“叶公好龙”的成语故事是虚构的，但人们在生活中肯定遇到过沽名钓誉、装腔作势的伪君子，而人们在传播这个成语时，亦是在发泄自己对这种人的不满情绪。
此外，在拿他人的负面事迹同自己正面事迹的对比时，通过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且事实证明：当人们彼此传播这些负面事迹时，会感到站在同一战线攻击共同的敌人，有可能在情感上拉近彼此的距离，尽管这么做对被评论的当事人来说是极为不厚道的。
由此可见“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这一怪象的生命力多么顽强，所以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若处于被评价者的角度，他们很可能会像“叶公好龙”一样，去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正面形象，哪怕这种正面形象是虚假的，相反不敢将自己并不那么光鲜的一面展示于众，毕竟被认同是正常人的一大共同需求。
叶公好龙之举可以理解，但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只会创造出虚伪的美好。况且基于“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的传播逻辑，这样做也并不能使自己的好名声传播开来。所以人们要想得到来自他人的客观认同、无惧小过错被人知晓，除非颠覆以上的传播逻辑，这有赖于每个人在充当传播者的角色时，能对一个人、一件事有全面、辩证的宣传，而非抓着他人的短处四处宣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