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改革勇者赵南星，为民族利益奋斗终生，最终却冤死戍所
明朝改革勇者赵南星，为民族利益奋斗终生，最终却冤死戍所
«——【·前言·】——»
赵南星，明代官员，北京西南真定府高邑人。其祖父和父亲都曾是国子监的监生，且都担任过县官，任职地分别在陕西武功和山东馆陶。
赵南星在年幼时，就因比同龄孩子懂事而小有名气，稍长更因其妙语连珠而闻名乡里。
1569年，在真定城恒阳书院读书时，他深受书院领袖艾穆的影响，开始为修身养德和报效朝廷而读书。他于1570年中举，1571年入国子监读书，随后于1574年中进士。
他最初在河南汝宁府担任了六年的推官。在此期间，尤其是张居正于1577年对赵用贤、邹元标和艾穆动用廷杖之刑后，他对张居正的恨意与日俱增。
1581年，赵南星升任户部主事，并在1583年兼任天津粮仓巡官数月。1583年末，他调任吏部主事；吏部掌管的是明朝所有官吏的选拔和考核，因而权力很大。
赵南星随后卷入了当时的党派之争，他的上司杨巍在1584年5月遭到一些御史和言官的弹劾。当时就有人怀疑是他向这些人中一位叫王士性的给事中透露了吏部内的秘密。
出于这一原因，赵南星被迫告病致仕。1588年底，朝廷再次召其回吏部任职。这一年他分别在吏部的四个司担任要职。
一、赵南星刚正不阿却惨遭迫害
1589年，他作为副考官主持会试；经他考核通过的应试者中便有高攀龙。
1589年底，赵南星疏陈天下四大害：即结党阴私、任人唯亲的“干进之害”；陷害忠良、小人得志的“倾危之害”；吏治日淤、民生日瘁的“州县之害”；横行无忌、无人敢问的“乡官之害”。
赵南星的这份奏章得罪了很多官吏，使得他成了众矢之的。1590年年初，他不得不再次告病回家。在家闲居两年后，赵南星再次被召回朝廷任职。
他被任命为吏部考功司郎中，为六年一次的京察做准备。在1593年初的京察中，他和吏部尚书孙瓏决定对京官进行一次彻查。
该决定只有他们两人知道，他们甚至没有与吏部的同僚们商议过此事。为公平起见，他们刚开始就解除了孙瓏的外甥和赵南星的一个亲戚的职务。
之后，他们又列出了其他尸位素餐、日常品行不端的京官的解职名单。
二人一改过去沿用几十年的做法，甚至在没有征得内阁大学士们同意的情况下，便擅自行动，对他们私下的建议也不予理睬。
解职名单一公布，忠良之士就为之欢呼雀跃，认为这是数十年来最公正的京察。然而，某些心怀叵测的人则指责孙鏈和赵南星偏袒他们自己的门生。
内阁大学士，尤其是王锡爵和张炜，为确保内阁权力大于吏部，趁机向皇帝建言，弹劾赵南星和孙滥用职权，偏袒袁黄、虞淳熙和杨玉廷三人。
孙鏇对这一诬告表示抗议，并获准辞官还乡。赵南星起初只是被降职，但数日之后，他又被革除所有官职，贬为庶民。那些为他鸣冤的一部分官员也被降职或罢免。
大约不到一年，赵南星所认为的正直清廉的官员大多离开了朝廷。赵南星于1593年回到家乡，随后赋闲在家近三十年。
在此期间，朝廷曾多次下诏，命其回京任职，但他都不予理睬。他在高邑教授学生、著书立说；还建了一座花园，题名芳茹园，并亲自照料园内的花草。
他结交志同道合之士，时常抨击朝政，议论时弊。他同顾宪成、邹元标一并被世人称为被迫辞官的“三君”。
顾宪成是东林书院的创始人，而邹元标则同顾宪成及其他东林党人关系密切，但赵南星却从未亲自造访过东林书院；因此，严格来讲，他并不是东林党的一员。
然而，他支持东林党人，并称他们为“正人”，因此，他的名字也几乎赫然列于阉党拟定的所有东林党名册之上。
当教授儒家经典和八股文的写作方法时，赵南星经常会对经典著作做出更简单、更易于理解的阐释。
因此，他为学生们编纂了大批书籍，包括两本入门书籍：《三字经》和《女儿经》。另外一本《学庸正说》，是对《大学》和《中庸》的讲解，后被收入《四库全书》。
他尤其喜欢摘录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并将其编纂成书，题名为《上医本草》。在该书的序中，赵南星提及他本人从1616年至1619年间的病情。
从这些疾病的症状上看，他只是心理上极度失望，而非患了任何生理疾病。他谈到如何从1618年开始利用《本草纲目》中的药方和建议来为自己治疗疾病。
但他所选用的仅仅是一些普通的草药和谷类。他以愤世嫉俗的方式、用幽默而又大众化的语言评论道，“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他得出结论，“清心寡欲而复能节饮食……即上医何加焉？”
1617年之前一段时间，赵南星曾刊印过自己的书信集，其中也许还包括他的一些散文。1617年，他的一个门生开始刊印他的文集一《梦白先生文集》，但当时似乎只刊印了三卷书信。
此后，赵南星的其他学生，尤其那些加入了赵南星主持的一个文学社，即正心会的学生，刊印了一些由他编纂的文章和一些八股文范文。
二、赵南星的为人处世
1620年5月，熹宗朱由校登基，朝廷曾多次下诏恢复其官职；面对一系列升迁的诱惑，赵南星每次都称病推脱，以便能够在家赋闲。
但在叶向高及其他朋友的劝说下，赵南星最终在1622年底，应召出任工部右侍郎。他甫至北京，又被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当时，东林党人几乎可以完全掌控政局，其中叶向高任首辅、张文达任吏部尚书。赵南星的前任，邹元标也是东林党的忠实拥护者。
与此同时，权阉魏忠贤关注着政治动向，一直试图与叶向高联合执掌朝政。另外，魏忠贤与赵南星几乎算得上同乡，两家相距不到一百英里，他一直都非常看重朝中元老的名声。
赵南星在任左都御史的十一个月里，每一项奏议都得到了肯定。任职不久，他参加了1623年的京察，其间东林党人中很多人都被除名罢官。
在1617年的京察中也发生过，当时就曾罢免过东林党官员。国难当头，东北边疆战事不利，西南叛乱不断，百姓饱受苛捐、杂税、饥馑、剥削与压迫之苦，也开始谋划揭竿造反。
赵南星惊奇地发现朝廷却依旧疏于政事、贪污腐败。于是他和同僚们达成一致，准备推行政治改革，使官员们各司其职，竭尽所能，恪尽职守。
作为都察院左都御史，赵南星认为如果每个监察官员在审查地方官员时都认真负责的话，便一定能够杜绝滥用职权的行为。
有证据表明，一些监察官员在其一年任期快要结束时，只举荐那些曾重金贿赂过自己的地方官。
1623年4月，赵南星上奏要求对每一位回京的监察官员进行调查，并严惩那些经徇私枉法的监察官员。
熹宗批准了他的奏章，并明确指示有司衙门补充赵南星的提议，并将其列作都察院的定制。同年11月，赵南星出任吏部尚书。
上任伊始，他“素疾其弊，锐意澄清”，对官场的一些积弊恶俗进行抨击和改革，比如过去从地方调职回京的官员都要向吏部行贿白银12两，这在当时尚可接受。
而现在，礼金数已经涨了10倍或20倍，因为每位送礼者都想谋求一个理想的职务。另外，他还特别注意官员的工作时间。
在1624年的一份奏章中，赵南星提到，吏部司官上午便到吏部处理事务，而吏部堂官上午却在家接待访客，到下午才疲惫不堪地来到吏部办公。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
堂官们也应该上午早点来吏部处理政事。他特别建议，召开机要会议这一天，会议应该在早朝上举行，以便大臣们在辰时回到各自的衙门处理公务。
他还建议写信时避免使用骈体文，它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赵南星1623和1626年所写的奏章，恰好大部分都有呈奏和批复日期。
熹宗一般都会在一到三天之内予以批复。这表明，天启帝专心政事和各种规章制度，完全不同于过去20年前万历皇帝那种对朝政漠不关心、荒怠政事的做派。
然而，天启年间，皇帝朱由校疏于政事已人尽皆知，政事如此平稳运行，应是魏忠贤与叶向高合作的结果。
不管怎样，这种微妙的关系在1624年被打破，当时，以杨涟为首的东林党人难以容忍宦官弄权，试图通过弹劾魏忠贤的各种罪行而除掉他。
魏忠贤刚开始恐慌失措，但确保得到天启皇帝的支持后，他便联合众多忌恨东林党的贪官污吏进行反击。到了这一年的11月份，矛盾已无法调和。
叶向高和赵南星被迫致仕，时任左都御史不足一月的高攀龙也被罢免。清洗东林党的行动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赵南星辞职后，不断受到各种弹劾。
1625年5月，有人捏造事实，弹劾他及其他20多个官员曾收受大量贿赂。每个人都被课以与所谓“赃款”同等数额的罚款，有几个甚至在狱中被严刑拷打致死。
在朋友的帮助下，赵南星才缴齐白银一万五千两，“始获竣”，被判谪戍山西代州的振武镇。该地距他的家乡仅有一百五十英里。其子赵清衡被判重刑，发配边疆庄浪卫。
三、总结
尽管对他的处罚毫不公正，但七十多岁的赵南星还是坦然接受了。他在自己充军的地方，修建了一所土坯房，取名叫“味檗斋”。
他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崇祯帝朱由检于1627年10月登基之后，“有诏赦还”，但当地官员却“迟遣之”，等着兵部下达明文。
在此期间，赵南星去世。1628年，被追谥“忠毅”。他有一部题为《味檗斋遗笔》的作品，其中包括七篇历史题材的散曲，都写于去世前夕。
1628年，范景文对这些散曲和诗歌进行了整理、编辑和刊印，并题为《赵忠毅公文集》。尽管十八世纪时曾被下令禁毁，但如今依然能在几个图书馆里找到。
另有一版本收录在《乾坤正气集》里，包含十八卷散曲，不含六卷诗集。十九世纪晚期的《畿辅丛书》载录了《味檗斋文集》。
赵南星的这些短篇作品似乎在其家里私藏了数个世纪。大约在1840年，这些作品以《味檗斋遗书》为题得以整理刊印，其中包括十八个篇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