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王近山病逝，老搭档杜义德泪流满面：他才63岁怎么就走了啊

2024-09-18 11:30 点击：来源：踏青网

摘要：1978年王近山病逝，老搭档杜义德泪流满面：他才63岁怎么就走了啊 1978年5月17日下午，南京军区大礼堂之内哀乐悠悠、哭声阵阵，一场隆重而又庄严的追悼会正在举行。在一片哀伤的气

1978年王近山病逝，老搭档杜义德泪流满面：他才63岁怎么就走了啊

1978年5月17日下午，南京军区大礼堂之内哀乐悠悠、哭声阵阵，一场隆重而又庄严的追悼会正在举行。在一片哀伤的气氛中，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人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依次走到王近山同志的遗体旁边敬礼默哀，依依不舍地与王近山同志告别。

一个礼拜之前，即1978年5月10日，时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的王近山，因胃癌医治无效而逝世，年仅63岁。当噩耗传来之后，王近山生前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们震惊不已，他们的脑海中不断浮现着与王近山生前的一幕幕往事，悲伤的热泪随即夺眶而出——当年那个性格突出、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的人永远离开了！

在王近山病逝之后不久，中央便向南京军区补发了一份任命通知，上面的内容是任命王近山为南京军区顾问。同时，中央还特意交代，王近山的葬礼要按照正大军区职操办。

俗话说，斯人已逝，幽思长存；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在王近山病逝之后，组织之所以补发任命，提高葬礼规格，或许正是为了告慰王近山的在天之灵，也算是给王近山一个最终交代。作为和王近山共事多年的老搭档，时任海军第二政委的杜义德在听闻王近山病逝的消息之后，他泪流满面，悲痛地说道：“他才63岁，怎么就走了啊！”

杜义德和王近山是一对经历过生与死、血与火考验的老搭档、老战友，他们二人相互信任、配合默契，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杜义德是湖北武汉黄陂人，出生于1912年，比王近山大三岁。在革命生涯早期，杜义德和王近山都经历了鄂豫皖根据地斗争、川陕根据地斗争和红四方面军长征。

不同的是，王近山在红四方面军中一直担任军事主官，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一步一步当上了红四方面军第31军第93师师长。而杜义德则在红四方面军中既担任过军事主官，又担任过政治主官，他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政委、师政委、总部参谋，以及直属纵队司令员、骑兵师师长。

或许，早期不同的任职经历，为杜义德和王近山日后在同一支部队共事创造了条件和可能。说起杜义德和王近山的相识相知，可谓不打不相识。那是在1935年3月28日的夜晚，当时红四方面军长征到了江陵江边，总指挥徐向前果断下达了渡江作战的命令。顷刻之间，一道道火光划破了夜空，照亮了整个嘉陵江。

在枪炮火力的掩护下，先头部队的将士们坐着简陋的木船，勇敢地向嘉陵江对岸驶去。虽然在渡江过程中遭到了敌人的拼命阻击，但还是出其不意地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并很快占领了嘉陵江对岸的滩头，修筑了滩头阵地。为了尽快让大部队渡过江陵江，总指挥徐向前任命总部参谋杜义德为渡江指挥，命令他率领部队尽快架设浮桥，并组织部队分批有序过江。

很快，一座浮桥横跨在了嘉陵江湍急的江面上。此时，为了组织将士们快速过江，杜义德向部队作了规定——骡马、辎重不得上桥，等将士们经浮桥渡江之后，再运送骡马和辎重过江。杜义德之所以这么做，是担心如果骡马、辎重和将士们一同经浮桥渡江，会严重拖慢部队渡江的整体速度。杜义德的这个做法，同时也得到了徐向前的认可和同意。

此后，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场面，杜义德还带着几名战士站在桥头，沉着冷静地指挥着。突然，一阵喧闹声响起，杜义德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浮桥发生了拥堵。杜义德急忙跑过去察看，原来有两匹马已经被驱赶着走上了浮桥，而且马蹄还被卡在了浮桥的木板缝里，进退不得。这可急坏了杜义德，他立即下令：“快把马推到江里去！让人先过！”

杜义德的话刚刚落音，岸上就有人喊了一声：“把马给我留下！不准推到江里！”这时候，蹄子被卡住的两匹马，突然使劲挣扎了起来，浮桥随即开始摇摇晃晃，场面非常危险。眼看着浮桥要被扯断了，杜义德二话不说，拔出别在腰间的手枪，“砰”、“砰”，对着两匹马连开两枪。随后，杜义德让战士们将两匹马，快速扔进了水流湍急的嘉陵江。

此时，刚才在岸上喊话的那个人，也走到了近前，他不是别人，正是担任第30军第90师副师长的王近山。王近山一看自己心爱的马，被杜义德开枪击毙，并从浮桥上被丢到了嘉陵江中，他立即朝杜义德大声质问：“这是我准备送给总部首长的战马，你竟然敢杀，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杜义德听过王近山的名字，但是并没有见过王近山，于是他对着王近山说道：“总指挥有命令，骡马和辎重不准上桥，你怎么不执行命令？那两匹马把浮桥堵住了，让战士们怎么渡江？你真是乱弹琴！”

脾气火爆的王近山不服气，立即和杜义德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了起来。王近山越吵越激动，掏出手枪就要让杜义德为两匹马偿命，幸亏被手下的战士们给拦住了，才避免了事态的扩大。紧接着，总指挥徐向前带人赶到了，他在问清楚王近山和杜义德争吵的原因之后，气得狠狠地把王近山批评了一顿。

这时候，杜义德才知道，这个血气方刚，让他为两匹马偿命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疯子”王近山。而王近山这时候也才知道，开枪打死两匹马的人，就是“军政皆能”的杜义德。这样一来，杜义德和王近山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他们二人的第一次见面，就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了，此时杜义德和王近山根本不会想到，他们日后会在同一支部队共事，成为一对战士们眼中的“黄金搭档”。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红军主力在陕北改编为八路军，其中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此时，杜义德和王近山虽然都仍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工作，但是由于他们二人接触的机会并不多，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更进一步地熟悉和了解。不过，在此期间，杜义德和王近山的成长都非常快，都成为了八路军优秀的年轻将领。

王近山在全面抗战时期，先后担任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386旅第772团副团长、第385旅第769团团长、第385旅副政委、第386旅旅长兼太岳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1944年初，王近山又被调到延安参加学习，并被任命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4旅旅长、关中警备区副司令员。

同时期，杜义德则历任抗日军政大学第5大队大队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副校长、新编第4旅副旅长、冀南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冀南军区副司令员等系列重要职务，为巩固和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很多贡献。全面抗战胜利之后，有两件事情促成了杜义德和王近山这对“黄金搭档”。

第一件事情是，1945年10月前后，新成立的晋冀鲁豫军区以下辖的太行军区部队为基础，组建了第六纵队。此时，王近山从延安回到太行军区，并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副司令员。不久之后，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宏坤另有工作安排，被调离了部队。这样一来，王近山就当上了第六纵队的司令员。

第二件事情是，1946年7月前后，第六纵队政委段君毅离开了部队，政委一职出现了空缺。此时，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首长亲自点将，让时任冀南军区司令员的杜义德，到第六纵队报到，并出任第六纵队纵队。这样一来，王近山和杜义德就开始了亲密无间的共事，第六纵队也逐渐成长为了一支能战敢战的王牌部队。

根据杜义德的回忆，1946年7月份的一天，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在邯郸找他谈话。当时，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首长开门见山地说道：“杜义德同志，组织研究考虑过了，决定把你调到第六纵队工作，出任第六纵队政委，你有没有什么困难和意见？”

杜义德听了之后既惊讶又开心。杜义德惊讶的是自己虽然以前干过政治主官，但是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而且从内心里讲，相较而言他更喜欢指挥打仗，也就是当军事主管；杜义德开心的是，第六纵队是前线部队，相比于冀南军区部队来说，参加战斗的机会更多，而且在杜义德看来，第六纵队上下非常团结，战斗作风顽强。

此时，杜义德知道第六纵队的司令员是王近山，他对自己和王近山搭档是非常有信心的。俗话说，英雄惜英雄。在杜义德的印象中，王近山是一位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特别能打仗的干部，他打心眼里对被称作“疯子”的王近山，充满了敬佩之情。于是，杜义德当面向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首长表态说道：“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到了第六纵队之后，我一定全力协助配合王近山同志！”

就这样，杜义德满怀信心和憧憬，到第六纵队赴任去了。王近山对于杜义德的到来，也是非常高兴，早在当年“枪杀两匹马”事件之后，王近山对杜义德“始终坚持原则，一切为大局着想”的秉性非常赞赏。而且，王近山觉得杜义德和自己的脾气非常像，可以说是趣味相投，他们二人在一起共事，一定能够率领第六纵队打硬仗、打恶仗、打胜仗。

王近山和杜义德在第六纵队共事了三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同心协力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与敌人厮杀，不仅立下了许许多多辉煌的战功，而且他们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46年8月下旬爆发的定陶战役，可以说就是王近山和杜义德团结协作、密切配合的一场著名的精彩战例。

1946年8月下旬，在陇海战役胜利结束之后，国民党方面又调集重兵，企图以优势兵力从东、西两面夹击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陇海铁路以北的定陶、曹县地区。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首长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在充分分析战场局势之后，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首长作出了“将敌人整编第3师引诱到大杨湖地区，然后予以歼灭，进而粉碎敌人攻势”的决定。

那么，由哪个纵队来执行这次战斗任务呢？刘伯承司令员当着手下将领们的面，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各个纵队刚刚经历陇海战役，还没有来得及休整，存在着兵力损失、武器弹药匮乏等问题。而且，敌人整编第3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武器装备非常精良，战斗力非常强大。另外，整编第3师的师长赵锡田，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并非等闲之辈。

面对刘伯承司令员抛出的问题，在场众人均沉默不语，会场气氛非常尴尬。邓小平政委一看大家都不说话，于是站起来用“激将法”说道：“敌人整编第3师师长赵锡田狂妄得很，他叫嚣着用不了两个星期就可以攻占整个晋冀鲁豫军区，把咱们赶上太行山！形势非常危险，任务非常艰巨，你们说咱们是坚决消灭赵锡田呢？还是打包袱回太行山呢……”

邓小平的话音刚落，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就猛地站了起来，他豪情万丈地说道：“一号（刘伯承司令员）、二号（邓小平政委），让我们六纵来打！我和老杜（杜义德政委）商量过了，如果不消灭赵锡田，我们绝不回来见你们。我们六纵打剩下一个旅，我就当旅长，老杜当旅政委；打剩下一个团，我就当团长，老杜当团政委；打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老杜当连指导员。全纵队打光了，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

王近山的一席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投来了赞许的目光。早在刘伯承司令员提出问题的时候，王近山就和坐在他旁边的杜义德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心照不宣地决定要扛起这次作战任务——坚决歼灭整编第3师！在王近山说完之后，杜义德也激动地站了起来，他说道：“两位首长，就让我们六纵来打吧，我们有信心和敌人拼，同样有信心拼得赢！”

此时，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首长深情地望着王近山和杜义德，顿时动容了。多年之后，邓小平回忆起当时的这一幕，他说道：“王近山打仗，那不叫‘疯’，那是革命英雄主义！”就这样，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首长，将歼灭敌人整编第3师的重任，交给了由王近山和杜义德率领的第六纵队。

在这次大杨湖战斗中，王近山和杜义德像以往一样，他们把纵队指挥部往前移，到了距敌人仅300米的第18旅指挥所，进行直接指挥。最终，经过持续两天三夜的艰苦激战之后，王近山和杜义德率领的第六纵队，在兄弟纵队的有力配合下，全歼敌人整编第3师，活捉敌人师长赵锡田，为定陶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定陶战役之后，王近山由于发生车祸受了伤，暂时离开了指挥岗位。这时候，杜义德承担起了指挥第六纵队的重任。在挺进大别山过程中，杜义德指挥第六纵队血战汝河，成功保卫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首长，以及野战军总部机关渡过了汝河，安全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紧接着，王近山和杜义德又指挥部队先后参加了襄樊战役、淮海战役等大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1948年1月由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编而成）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原先的各个纵队被改编为军。此时，王近山和杜义德这对老搭档被分开了，王近山出任第12军军长，杜义德担任第10军军长。不过，他们二人都同时担任着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一职。后来，王近山和杜义德指挥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以及解放大西南系列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之后，王近山和杜义德都出现在了抗美援朝战场上，王近山曾担任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杜义德曾担任志愿军第3兵团副政委。在此期间，他们和以前一样相互支持、紧密配合，率领部队在异域他乡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打出了我国国威和我军军威。

1955年，我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此时王近山和杜义德都被授予了中将军衔。不久，王近山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杜义德则先后担任第3兵团政委、沈阳军区副政委、海军副政委等职务。在此期间，虽然王近山和杜义德不在一块工作了，但是他们彼此之间都挂念着对方，革命情谊有增无减。

1964年，王近山因个人感情问题，受到了组织的严肃处理，不仅被降职为黄泛区农场副场长，而且军衔也降为了大校军衔。当老搭档杜义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在震惊之余，深深地为王近山感到惋惜。

在王近山身处困境之际，老搭档杜义德时常帮助王近山，为王近山不停地说好话。俗话说，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杜义德的仗义之举，让王近山非常感动，这样更加增进了他们二人的革命情谊。然而，不久之后，杜义德和王近山一样身处困境之中，一直到1973年才恢复工作。

1973年7月，杜义德恢复了工作，他重新回到海军担任副政委，不久又出任海军第二政委。此时，王近山也已经走出了困境，他于1970年离开黄泛区农场，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在宁静祥和、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王近山和杜义德虽然不能经常会面，但是他们书信往来频繁。在字里行间，当年的万丈豪情溢于言表，或许那硝烟弥漫的战场，是最令他们二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是他们二人深厚革命情谊的永恒见证。

1975年前后，王近山的身体越来越差，经过医院的细致检查，最终确诊王近山患上了胃癌。不过，王近山对此非常乐观，仍然积极面对生活，努力地工作。在王近山住院治疗期间，杜义德多次打电话询问王近山的病情，劝说王近山注意身体，要乐观、坚强，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并祝愿王近山早日康复。

在王近山病重期间，杜义德专程从北京到南京去看望王近山。这一次看望，永远铭记在王近山和杜义德的心中。根据杜义德的回忆：“当（王）近山见到我时，他便吃力地伸出双手迎过来，我们紧紧地握着手，互致问候，久久舍不得松开。”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因病在南京逝世，年仅63岁。

当老搭档杜义德听闻王近山病逝的消息之后，他泪流满面，悲痛地说道：“他才63岁，怎么就走了啊！”或许，在杜义德看来，如果不是63岁便英年早逝，那么王近山同志的将会有更多更大的贡献。正是因为这样，杜义德才悲痛地说，王近山同志才63岁，怎么就走了！

王近山病逝之后，杜义德曾撰写了一篇题为“缅怀近山战友”的追忆文章。在追忆文章里，杜义德深情地说道：“在战斗的岁月里，我与近山同志长期在一起工作、战斗，一向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生活上更是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他过早的逝世，对我们党，对我们军队，对革命事业，都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他的名字和他创下的功业，将永载史册！近山战友永远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