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宋文帝刘义隆？
如何评价宋文帝刘义隆？
宋文帝刘义隆的统治时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元嘉元年（424年）至元嘉六年（429年），刘义隆在位初期，依靠荆州的文武班底如王华、王昙首、到彦之、朱容子等人，巩固权力，并笼络了诸多武帝时期的功勋老臣如张邵、刘粹、王仲德等人，策反王弘、檀道济，逐步孤立并最终清除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而后通过遣使巡视地方以及系列的人事布局，逐步将政权牢牢稳固在刘氏皇族控制之下。此一时期为文帝初步稳定皇权，巩固统治的时期。
第二阶段从元嘉六年（429年）至元嘉十七年（440年），刘义隆常年身体虚疾，时常病重在床，尤其到元嘉九年（432年）病情加重以后，寝顿积年，每意有所想，便觉心中痛裂，已经难以正常理政，国家大权和中枢机要多数时候为彭城王刘义康所掌控。
元嘉六年春正月，以骠骑将军、荆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刘义康正式入朝掌权辅政。时刘义康多有善政，为远近所称。
元嘉九年王弘逝世，刘义康又再以录尚书事身份接管扬州刺史一职。所以刘义康专总朝权，事决自己，生杀大事，以录命断之。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以下，并委义康授用，由是朝野辐凑，势倾天下。
刘义康专政期间，更是自强不息，无有懈倦。府门每旦常有数百乘车，虽复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聪识过人，一闻必记，常所暂遇，终生不忘，稠人广席，每标所忆以示聪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爱惜官爵，未尝以阶级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无施及忤旨，即度为台官。自下乐为竭力，不敢欺负。这一时期的刘宋王朝的施政，带有浓厚的刘义康的个人印记。按《宋书》所载，刘义康执政期间，励精图治，政绩显著，具有过人的精力和出色的理政才干，元嘉之治的出现，彭城王刘义康功不可没。
但是刘义康长年执政，富有才干，政绩显著，威望日重，原先在文帝统治下不得志的政治力量，纷纷攀附刘义康，甚至欲将刘义康推向帝位，这直接威胁到了宋文帝的皇权。
元嘉十七年，刘斌、刘湛等人图谋拥立刘义康为帝，当时文帝身体正好康复，迅速拿下刘湛、刘斌等人，乃收刘湛付廷尉，伏诛。又诛斌及大将军录事参军刘敬文、贼曹参军孔邵秀、中兵参军邢怀明、主簿孔胤秀、丹阳丞孔文秀、司空从事中郎司马亮、乌程令盛昙泰等。徙尚书库部郎何默子、余姚令韩景之、永兴令颜遥之、湛弟黄门侍郎素、斌弟给事中温于广州，王履废于家。随后，文帝将刘义康外调江州，并派萧斌等人监视其日常举动。
元嘉二十二年，孔祥熙、徐湛之、范晔、臧质等人再度密谋拥立刘义康，因徐湛之最后反水告密，而使计划失败，孔祥熙、范晔被杀。刘义康被废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以宁朔将军沈邵为安成公相，领兵防守。
元嘉二十四年，胡诞世、胡茂世、桓隆之等人在豫章郡再次以拥立刘义康为名，举兵叛乱，这次拥立刘义康的政治事件，被刚率军讨平林邑国班师回京的檀和之率军平定。
先后三次被人拥立，足见刘义康执政期间在刘宋臣民心中积累下来的政治影响和声望。可以说彭城王刘义康是宋文帝刘义隆统治后期永远都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第三阶段从元嘉十七年（440年）至元嘉三十年（453年），刘义隆身体完全康复，废黜和软禁刘义康，清除刘义康同党，消除国内一切关于刘义康的记忆，重掌威柄，重新进行政治布局的时期。
宋文帝在位后期的十三年，虽然不时地派人紧盯着四弟刘义康，但他主要依靠的还是皇族宗室，扶持和培植的还是自己的弟弟和儿子们，刘义恭、刘义宣、刘义季、刘浚、刘骏、刘铄、刘诞、刘宏等人几乎将刘宋的主要方镇都督区全都掌控了；当然文帝还通过少数亲信心腹如沈演之、徐湛之、江湛、王僧绰等人把持中枢机要。
此时期，文帝的主要精力，还在于图谋经略河、洛，积极备战，应对北方威胁。
如元嘉二十二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并以武陵王刘骏为首任雍州刺史，出镇襄阳。自晋氏江左以来，襄阳未有皇子重镇，时太祖欲经略关、河，故有此授。同时，又将南豫州并入豫州，撤除兖州郡县并入徐州、冀州。
之后又陆续发动大规模对雍州、荆州、豫州等地的蛮族的军事征讨，镇压蛮民，扩充人口和府实，史称：太祖以南琛不至，远命师旅，泉浦之捷，威震沧溟，未名之宝，入充府实。夫四夷孔炽，患深自古，蛮、僰殊杂，种众特繁，依深傍岨，充积畿甸，咫尺华氓，易兴狡毒，略财据土，岁月滋深。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
对于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七年发动的北伐，如果没有当年二月北魏南侵在先，刘义隆至少不会在当年就发动北伐。当时，他应该还处在粗略的筹划阶段，各地的讨蛮战役还未结束，府库还未充实。元嘉二十七年二月，拓跋焘举十万之兵抄掠刘宋淮西六郡，先行发兵侵略刘宋，之后虽然于四月撤兵，但却几次致书挑衅，大有再图南下侵宋之势。使刘义隆不得不提前先发制人，抢先一步把战线抛出去，想趁着北魏再次南下之前，先将黄河以南收复，然后重构黄河防线拒敌。
太祖将北讨，庆之谏曰："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请舍远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济再行无功，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将恐重辱王师，难以得志。"上曰："小丑窃据，河南修复，王师再屈，自别有以；亦由道济养寇自资，彦之中涂疾动。虏所恃唯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则确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间，城守相接，虏马过河，便成禽也。"---《宋书.沈庆之传》
按《宋书.沈庆之传》这段对话，文帝回怼沈庆之的焦点，仍然在于收复滑台、确磝、虎牢、洛阳四镇。比及冬间，城守相接，虏马过河，便成禽也。可知文帝此次北伐的重点，仍然在于趁冬天黄河结冰之前，收复河南，重构黄河防线，然后依大河防御北魏南下。
当然，最后的结果，因东路军前锋王玄谟的临阵拖沓，打乱了刘义隆原本的时间计划，事与愿违，使战争以刘宋惨败告终。
但也不能简单地把宋文帝刘义隆北伐说成是贸然北伐。说的好像刘义隆不北伐，北魏就不会南下一样。刘义隆在元嘉十七年身体完全康复的前一年，北魏拓跋焘已经彻底平定了北方诸国，在之后几年又陆续大败吐谷浑、柔然。刘宋在北方的那些盟友基本被打垮了，拓跋焘的目光自然会瞄准南方，此时宋魏爆发大战是必然的。深沉有谋略的刘义隆不可能不明晓这点。按元嘉二十年以后，他一系列的举动，恰恰是在谋划经略河洛，应对北方强敌的威胁。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并且他面对的是一个整合完毕，皇权强大，武功处在极盛期的北朝。
最后说一下文帝最终在废太子问题上的犹豫。其实，文帝打心底里是不愿意废掉刘劭的。在巫蛊之事被揭露之初，文帝开始选择的是原谅。直到发现刘劭、刘浚两人合谋私藏严道育，才真正起了废太子之意。
在巫蛊揭发之初，上诘责劭、浚，劭、浚惶惧无辞，唯陈谢而已……江夏王义恭自盱眙还朝，上以巫蛊告之，曰："常见典籍有此，谓之书传空言，不意遂所亲睹。劭虽所行失道，未必便亡社稷，南面之日，非复我及汝事。汝儿子多，将来遇此不幸尔。"
其中的文帝与刘义恭对话中的劭虽所行失道，未必便亡社稷，南面之日，非复我及汝事。可知文帝开始还是选择原谅刘劭。三十年正月，大风飞霰且雷。上忧有窃发，辄加劭兵众，东宫实甲万人。车驾出行，劭入守，使将白直队自随。可见，文帝不仅原谅刘劭，而且还给他的东宫加兵万人。
直到其年二月，浚自京口入朝，当镇江陵，复载道育还东宫，欲将西上。有告上云："京口民张旿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内，似是严道育。"上初不信，试使掩录，得其二婢，云："道育随征北还都。"上谓劭、浚已当斥遣道育，而犹与往来，惆怅惋骇。乃使京口以船送道育二婢，须至检核，废劭，赐浚死。
然而，文帝即便起了废太子之意，仍然还是很犹豫。
上欲废劭，赐浚死。而世祖不见宠，故累出外蕃，不得停京辇。南平王铄、建平王宏并为上所爱，而铄妃即湛妹，劝上立之。征铄自寿阳入朝，既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议久不决。与湛之屏人共言论，或连日累夕。---《宋书.徐湛之传》
及将废立，使寻求前朝旧典。劭于东宫夜飨将士，僧绰密以启闻，上又令撰汉魏以来废诸王故事。撰毕，送与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随王诞，江湛欲立南平王铄，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议久不决。延妃即湛之女，铄妃即湛妹。太祖谓僧绰曰："诸人各为身计，便无与国家同忧者。"---《宋书.王僧绰传》
刘劭一个当了20多年的太子，势力已经稳固，经验也足够丰富，手下有足够班底，朝廷内外也有不少党羽，东宫有精兵，妻族又强势，要废了这样的太子，那绝不是一道诏书就可以解决的。必然导致朝廷的大地震，影响政局的稳定。
而且，废掉一个培养了20多年的太子后，宋文帝诸子成年的，无论立谁，都不可能具备嫡长子的合法性，都会产生一大堆反对派（前太子党和夺嫡失败的其他诸王党）。
随着宋文帝诸子逐步成年掌握权力，新皇帝的位子，未必做的稳。我猜宋文帝之所以在废掉太子问题上那么犹豫，主要就是这个原因。这个问题在当时是一个死结。
比起刘义符、刘子业、刘昱、萧昭业、萧宝卷、陈伯宗等人，刘劭如果本分一点，绝对是最佳的皇位接班人。其他几个人都是势力还没稳固，经验还很缺乏，班底党羽亲信还没养成，爸爸就去世了。结果要么是被辅政大臣架空废杀，要么是缺乏安全感，看谁都像反贼，见人就想砍，终因势力单薄被反杀。
只可惜，刘劭太心急了，弄到最后居然弑父篡位，使自己的大义名分彻底丧失，众叛亲离而败亡，还背负上了"元凶"的千古骂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