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纫兰：16岁时嫁给10岁的李大钊，包办婚姻也能成为爱情典范
赵纫兰：16岁时嫁给10岁的李大钊，包办婚姻也能成为爱情典范
李大钊唯一的真实影像
1927年，李大钊在监狱中写下《狱中自述》一文。
入狱十几天，他从未提过家事，但其实他心里一直记挂着家中妻儿，更记着妻子赵纫兰背后的付出。
在《狱中自述》中，他两次提到自己的妻子：
“在永平读书二载。其时祖父年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
“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李大钊幼年父母便不幸离世，只能跟着自己的祖父祖母一起生活。等到他10岁时，他的祖父祖母已经年迈，无法照料好他。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祖父为李大钊找了一个大他6岁的媳妇。这个媳妇就是比他大6岁的赵纫兰。
赵纫兰
他们两人同村，从小一起长大，正好有一些感情基础。
在一起后，赵纫兰把李大钊当成弟弟来照顾。这时的他们并不懂得情深意长，只是朝夕相处间相互了解，对彼此产生依赖。
赵纫兰单纯善良，像姐姐一样为李大钊的生活和学习着想。
与此同时，她还成了李大钊家里的当家人，因为祖父年迈，赵纫兰便自主为家里事务担忧担责。
1907年，李大钊考取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这里他接受到了新思想，了解到许多他之前没有接触过的知识。
在新旧社会的交替之时，他走在社会革命的前列，滋生了创建祖国未来的梦想。
他有了为国为民的宏伟愿望，而这时的赵纫兰只是一个不识字、没有文化和见识的农村妇女。
但李大钊从未这样想过妻子，在他看来，赵纫兰为家庭劳苦已是不易。
从北洋法政学校毕业后，李大钊并没有像平常人那样去挣钱养家。此时的他心怀理想，希望能为自己的家国民族做出有意义的事情。
一天，李大钊跟赵纫兰提出想出国留学的想法，他以为赵纫兰会不理解他。
毕竟在这时，他们日子过得拮据，只能勉强能维持生计。更何况，此时，他们还有了一个孩子。
而当赵纫兰听到时，出人意外地，她并没有拒绝，反而表示对李大钊的理解和认同。
她平静地问李大钊：“需要多少钱，我去想办法。”
李大钊没想到赵纫兰会执着地支持他的一切，他大受感动。或许是在这时，又或许是在更早之前，李大钊就已经认定了赵纫兰是他唯一的妻子。
《觉醒年代》中的赵纫兰形象
于是李大钊毕业后，拿着东拼西凑得到的钱，去到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
他在日本留学三年，而赵纫兰在家里牵挂了他三年。
这段时间，赵纫兰一个人带着孩子，还要每天为生活奔波劳苦。可是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她的力量终究是有限。
他们的小儿子不幸感染天花，最终夭折。
这样的事对于赵纫兰和李大钊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但李大钊不能回去，而赵纫兰也明白李大钊的难处，没有让李大钊回家。
她只希望李大钊能好好完成学业，去实现他的宏伟理想。
赵纫兰或许是什么都不懂，她没有学习过，甚至还能在她身上见到裹小脚的封建陋习。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丈夫的革命路上一路支持，从未抱怨。
《觉醒年代》中的李大钊形象
李大钊在日本发愤图强，他念着自己家中的妻儿，同时也担心着民族国家的未来。所以他坚持了下来。直到三年后，才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
回国后，李大钊的朋友邀请他去北京办报，李大钊立马答应了。
他想要借助报纸杂志来宣传自己的革命理念。到北京后，李大钊住进了皮裤胡同。
他踌躇满志，将新生的报纸命名为“晨钟”。他写了许多文章，例如：《青春》、《新生命诞孕之努力》等，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爱国热忱。
后来，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担任主任，他的名声逐渐显露出来。而他也并没有忘记自己家中的糟糠之妻。
这时的他们已经结婚快20年了，20年来他们经历风雨，一起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他们之间没有那种丈夫学成归来，抛弃家中妻子的桥段。
李大钊推崇新思想，热衷革命兴邦，但他对于自己裹小脚的妻子，他却有着非凡的坚守。
他是一个有着传统婚姻观和爱情观的人。而赵纫兰也一直在他背后默默支持他，为他打理家中各项事务。
这时的李大钊无论是从身份上还是学识上，都与赵纫兰是两个世界的人。在外人看来，李大钊是一个留学归来的学者教授。
他有才华，有理想，有抱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材。而赵纫兰看着却像一个保姆。
赵纫兰此时将近40岁，因为长期为了家中的劳苦奔波，她的脸上满是岁月的痕迹。
有人知道他是李大钊的妻子，完全是不可置信。面对这些异样的眼光，赵纫兰也有些自卑起来。
因为怕给李大钊丢人，一次客人来的时候，赵纫兰就偷偷地躲起来。
而这一举动却让李大钊感到难受，因为她是他的妻子，他从来没有嫌弃过她，更何况是赵纫兰的辛苦与付出，才有了他的学成归来。
于是李大钊大大方方地把赵纫兰带到客人面前，介绍说这是我的妻子。
当时的人看到这样一个大学者，居然有一个裹小脚的妻子时，都感到十分震惊，但同时他们也折服于李大钊的人格魅力当中。
赵纫兰来到这里必然得适应这里的环境。为此李大钊在家里弄了一个大土坑，这人在热坑上做伙食，她就帮她做饭看孩子，夫妻两人和和睦睦，幸福美满。
有时候李大钊还教赵纫兰读书认字，让她能写出简单的信件，这样对两人的来往也有好处。
就在这样温馨和睦的氛围之中，李大钊创作了许多作品，他埋头研究俄国10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这段时间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献。例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然而平稳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李大钊想要实现国家振兴的梦想就不得不四处奔波，加入一些危险的活动。
李大钊频频参加革命活动，最终还是给家里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他常年在外，家里就只有赵纫兰和孩子，时常有人明里暗里去威胁他们的安全。
就在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中，赵纫兰心力交瘁。
他们的小女儿也染上重病夭折，偏偏祸不单行，不久后，北洋军阀政府开始通缉李大钊，李大钊不得不躲到昌黎五峰山，而赵纫兰则带着孩子们回到老家。
在李大钊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时，他给赵纫兰写了一封信：
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
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10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天下究竟是谁人的天下。
他在信中表明了对妻子的寄托，也坚信中国会迎来光明。可惜的是，他无法亲眼见证。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的家被包围了，连带着赵纫兰和他们的孩子都被捕了。
十几天后，李大钊和赵纫兰母女在法庭上相见。赵纫兰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诀别。
李大钊儿子李葆华和妻子
法庭上，李大钊没带眼睛，头发也乱蓬蓬的，赵纫兰看着忍不住哭了。
李大钊却很平静，他对法官说：“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以前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在最后的时刻，他只希望能保全他的家人，好在，赵纫兰和女儿最终都被释放。
赵纫兰还以为能等到李大钊出狱，结果第2天报纸上有消息称：李大钊等昨已被执行绞刑。
闻此恶讯，赵纫兰悲痛欲绝，晕倒在地。
李大钊死后，赵纫兰生活难以维持，她不得已向李大钊的友人周作人求助。
恳请他救自己儿女的教育，还有家人的生活。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赵纫兰明白教育和读书写识字的重要性，她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好读书，向他们父亲一样成为有学识、抱负的人。
李大钊为人清贫，他死后，无钱下葬，棺材也是他的朋友们筹款买的，但却无钱送回老家安葬，只好先寄放在寺庙里。
李大钊离开后，他的妻子将他的遗愿作为了自己的愿望。
赵纫兰始终记得他生前为国为家的梦想，她希望她能替李大钊看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
可是她的身体在一次次的劳苦之中，已经破败不堪。
本想着革命成功之后，好好安葬李大钊，可是他的身体已经让他无法再继续等下去了。
于是1933年春天她来到北京。请求北大出面为李大钊兴办葬礼。
蒋梦麟时任北大校长，他答应了赵纫兰的请求，但说不能往城里走，那样太过声张。
令人意外的是，一向顺从的赵纫兰却坚决要从城里走。她见证了李大钊一路的艰辛，更为他不平。
“李先生生前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又死得那么悲惨，马马虎虎的出殡，我于心不忍。”
最终，李大钊成功葬在香山东林的万安公墓。而赵纫兰也终于了了自己的心愿。
不久，她拖着病重的身体倒下了。临终前，她的遗愿是陪在李大钊的身边。
这一段外人看来不太相配的包办婚姻下的夫妻，却能一起渡过难关，也能一起享受幸福。
他们让人发现，或许身份的差别并不那么重要，两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