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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
1844年英国驻香港总督府第122号法令正式组建香港警察。
如今香港警察，不仅是活跃在TVB剧集里的破案强手，也是在世界警务水平排名遥遥领先的队伍。
但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过去的数十年里，香港警察中曾有中国威海人，甚至专门有一个“威海卫警察”的番号。
中山医科大学侯慧存教授讲过一段趣闻，说以前不知道为什么，香港的警察都是山东人，那时候港大医学院院长王国栋因为在齐鲁大学待过，会讲山东话，在闯红灯时，说起一口山东话，每每能得以放行。
今天的香港警队里，还有很多山东威海卫警察的后代。更多的后代则活跃在其他领域，比如前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的祖籍也是威海，他的父亲当年就是“威海卫警察”，曾驻守港督府及山顶。
香港警察能有现在的面貌，和当时的威海卫警察是密不可分的。香港威海卫警察研究专家张军勇说，这样一段历史，不应该被淹没，不应该只是个曾经如雷贯耳、如今却只剩下一鳞半爪的江湖传说。
因此，张军勇花了八年的时间，搜集史料、考证历史、寻访了上百位当事人，汇成一本《香港威海卫警察纪事》，他想记录下香港警队在走向世界一流警队的路上，这些远赴香港的威海卫警察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
由威海卫警察组成的港岛冲锋队。1961年摄于中央警署。供图 张军勇
“你回去学学威海话再来吧”
事实上，聘请外地警察是香港殖民时代的传统。
自1844年香港警队组建初始，港英当局就对警队里的中国人不放心，在警政事务上一直推行“以夷制夷”的政策。
在最早期的香港警队里，招聘的都是欧洲和英属殖民地甚至非洲的海外警察，警队的管理层由欧洲人统领，前线的警员大部分则是印度人，只有一小部分广东警察。
到1922年，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海员大罢工，让港府对广东警察非常不满，英国人认为，责任完全在于这些警察对工人的袒护和同情。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和英国关系恶化，印度人反英情绪强烈，这种气氛也蔓延到香港警队，频频发生的暴力罪案和社会冲突，让港府不得不放弃从海外招募警察。
英国人把目光投向了山东威海卫，根据《香港威海卫警察纪事》，在他们看来，比起印度警察，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威海人，有助于改进警队效率，而比起广东警察，威海人则有水土不服的优势。
具体而言，这种水土不服是指广东警察因为语言和文化没有隔阂，容易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而来自北方的威海人，和香港的生活和习惯格格不入，不会轻易被港地居民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影响，忠诚度自然也会更高。
而且，在1898年新界沦陷的时候，《订租威海卫专条》也签订下来，英国强行租借了中国北方的战略要地威海卫。
香港警察训练学校威海卫队第九届毕业典礼，摄于1950年10月7日。供图 张军勇
因此，英国人对山东人并不陌生，他们深知山东人的正直淳朴和民风彪悍，早在1832年，汉学家郭士立就评价说，如果给于适当的训练，威海人会成为优秀的战士，因为他们是我见到的所有中国人当中最勇敢的。一直以来，英国人对鲁警都有很好的印象：
“他们拿着几百的月薪在山头从早驻守到晚，他们的妻子常带着孩子去胶花场拿胶花，玩具物料回家加工，勤勤恳恳地积攒家用。”
招聘威海警察的负责人叫胡乐甫，他曾有在山东招募化工的经历，还会说山东话，也有很多本地的人脉关系，对于山东人，胡乐甫非常“熟悉和了解，认为他们是当警员的最佳人选。”
根据记载，当时招聘威海卫警察的标准非常高，尤其是身体素质，“应聘者身高至少要达到五尺六寸，年龄则限于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在《香港威海卫警察纪事》里，曾经的香港警察谷迅昭回忆道，当时的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的时候，一起去的三十多人大概只有十个通过，到了体检，一百多个人只选上了六个。
而通常在体格测试后，还有一个关口，就是检测是否有非威海卫人蒙混而入。
据香港威海卫警察研究专家张军勇说，当时还有一些四川人试图加入威海卫警察，被识破后，有人说“我家有亲戚是威海卫人”。
河南出生的吕殿卿也曾因此挡在门外，当时的教官问他，“你来这凑么儿？”吕殿卿没有听懂，教官拍拍他的肩膀说，“老弟，你回去学学威海话再来吧。”
山东人的家乡情结
1923年3月20日，首批从威海卫招募的警察乘坐“贵州”号轮船抵达香港，3月22日，在九龙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威海卫警察全副武装，接受港督的检阅，也首度在香港公众面前亮相。
这些威海警员被正式授予“威海卫警察”的番号，平时被叫做“山东差”“山东警察”或者“鲁警”。
这以后，一批又一批威海卫人奔赴香港从警，到了1924年底，威海籍的警员已经占到整个香港警力的五分之一。
在《香港威海卫警察纪事》口述的五十多位警员中，性格和家庭各异，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香港做警察，但要说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家乡有很深的情结。
谷迅昭（左二）和两位女警着便装示范使用斑马线，摄于1958年。供图 张军勇
威海警员谷迅昭最开始是跟家人到的香港，他本没想过要当警察，“起初我也不乐意，因为我太留恋家乡了，总急着回去”，后来被吸引去考警察，完全就是因为警察里很多山东老乡，“一遇见老乡就很亲，来到香港，看到威海卫警察里好多和我一般大的年轻人，我就动心了，总想往老乡堆里扎。”
曾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梁振英，祖籍也是山东威海卫，他的父亲也是当年从山东到香港的威海警察，从出生到二十岁，梁振英一直和父母住在警察宿舍。在他小学时期，他父亲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山东人不讲山东话，将来回家怎么办？”
因此，在香港长大的他，完全能听得懂威海话，生活和饮食习惯也完全是山东式的。他说家里吃的东西全是山东的，“汤面、水饺、油饼、米汤、菜包、饽饽。节日的食品，包括中秋的月饼、端午的粽子、还有元宵的属灯，都是山东特色。我到今天也还是奇怪：爸妈不到二十岁就离开家乡，竟然可以将这一切完好无缺地从老远的山东带到香港。”
因为山东的饮食习惯与香港完全迥异，一般警署或者哨所里还专门为他们开设伙房，聘用山东的厨师采购和做饭，凡是山东特色的包子、饺子和面条都悉数供应。
“威海卫籍警察特好吃包子和饺子，每逢厨房做这两样饭食，他们会一直吃到厨房里没有了的时候，才会意犹未尽地离开，结果是，一提包包子、包饺子，厨房大师傅就愁得要命。”
伙食置办得好，威海卫警察个个吃得“又粗又高，肌肉结实，精神饱满”，英国人更是乐见于此。威海卫警员回忆，“威海人一般都长得高大，做事也忠实”，因此英国人“拿着威海人就跟他们都御林军似的，比广东人要金贵得多。”
相应地，他们在警校所受的训练也要比广东警察更多，这样下来，威海卫警察逐渐成为香港警察里最好的一支队伍，“巡逻时走街上，腰板溜直的，靴帽整齐，皮鞋锃光瓦亮，对老百姓和游客都很和气，但也不失威严。”
亡羊补牢的功课
1927年，香港警察组建冲锋队，这支精锐队伍的成员全部从威海卫籍警察中挑选。当时港英政府要害部门均由威海卫籍警察担任警卫。
此后，威海卫籍警察又参与组建“水警队”，被香港民众称为“护航勇”。
20世纪60年代，香港警队对所有华籍警察混合编队，曾经威海卫籍警察不再单列。
今天的香港警队里，还有很多山东威海卫警察的后代。
但在香港当警察的日子，仍然是许多威海卫人不想再翻出的记忆，毕竟骨肉分离之苦和刀头舔血的生活，不是轻松可以与外人言的。
因此，整理出一本《香港威海卫警察纪事》，足足花了八年的时间。
最早是在2006年开始的，香港威海卫警察研究专家张军勇大海捞针般地找资料，整天埋头在图书馆和档案馆，或者出去满大街寻访当事人。
一个月下来，他发现这个课题的难度超过想象，因为警务文献的散失，只能寻访口述，而怎么找人和让人开口是最大的难题。“受访者大多经历复杂，时间跨度百多年，活动空间超越了鲁港两地，所涉及的专业领域及史实更是五花八门。”
所幸遇到了许多警队的老前辈，悉心地沟通联络、解释动员，回想起八年的寻访工作，张军勇觉得一切都历历在目。
夏继星在山顶警署花园处留影。摄于1950年代。供图 张军勇
2011年，他收到一份回忆手稿，来自83岁的夏继星先生。在信里，这位曾经的威海卫警察写道：“年纪大了，什么用也没有了，写几个字，头又昏、眼也花。开头写时，我也不知撕了多少张纸。后来一想，这样撕下去，永远也写不成。”
还有2013年的一个晚上，90岁的王禹生先生突然邀约到一个地铁站，从九点多到夜半，把他的一生和他认为有价值的史料历数一遍。而这之前，王禹生先生曾拒绝过几次口述请求，这一次他改了主意，原因是他“在家算了一卦，今天晚上活不过去了。”
本来这是一段隔着时间和地域的陌生历史，但在八年的过程里，张军勇完全投入了自己的情感，“在一开始的时候，想的都是怎么围绕着意义、价值、重要性、建公德、填补历史空白这一类宏大的目标”，但到了后来，他的这些概念全部都没有了，只想真诚地记录他们曾经走过的路，给他们留下一些安慰和念想。
张军勇最后讲起，在香港湾仔有一条道路，是以威海卫英租地最后一位行政长官庄士敦命名的，他曾在威海居住了十六年，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对英国人说：
威海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威海人，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操、独立意识与时代观念，虽然对我们的统治是那样惹人注目的温顺服帖，但是他们的情感从来就没有和英国国旗连在一起”。
对于张军勇来说，这样的威海卫警察，值得被历史记住，这是一份必须完成的功课。“既然不曾未雨绸缪，尤当急起亡羊补牢”，呈现这段威海卫警察在鲁港两地留下的历史，也成为他八年来埋首故纸、寻访求证的全部意义。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