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左鸣的简单介绍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一个文献综述

摘   要

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经济体正处于一个更先进更高级的经济阶段——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正不断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发展。因此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产业转型升级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涵义

（一）数字经济的涵义

什么是数字经济？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是DonTapscott，DonTapscott（1996）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利用比特而非原子”的经济。[1]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各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及发展重点也大相径庭。

在中国，一般以2016年杭州峰会《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表述为准，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同中国一样，韩国和俄罗斯也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经济活动，但是韩国对其的定义更为广泛，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在内的所有信息通讯产业为基础的所有经济活动”；俄罗斯认为这种经济活动是用来保障国家利益的。[3]反观美国、法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是基于数字经济的测算，美国对于数字经济的测算包括电子商务和数字服务两部分[4]，法国则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进行测算的。英国研究委员会（2010）对数字经济的理解着眼于产出角度，认为其是通过人、过程和技术发生复杂关系而创造社会经济效益。[5]澳大利亚则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通过互联网、移动电话和传感器网络等信息和通讯技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球性网络化的社会进程。[6]

（二）实体经济的涵义

次贷危机之后，各业界频繁使用“实体经济”，美联储从行业市场区分的角度将实体经济定义为除去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部分。刘骏民（2003）却不主张这种做法，他认为实体经济是以成本和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7]而成思危（2003）从物质生产角度对实体经济进行定义，他认为实体经济就是与具体的产品生产及为增加产品价值的经济活动。[8]

但对于服务业是否属于实体经济，学者们的争议不断。金碚（2012）认为实体经济应该包括一、二、三产业中直接服务业和工业化服务业[9]，所以金碚认为部分服务业也隶属于实体经济。同时，金融时报词典（Financial Times Lexicon）和经济术语（Economic Glossary）中都认为实体经济是一种可以通过使用各种资源生产商品和服务一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的经济活动。吴秀生和林左鸣（2006）对此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实体经济仅仅包括物质生产活动，[10]服务业不属于实体经济，应隶属于广义虚拟经济。刘晓欣（2011）则根据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分类”来定义实体经济，她认为狭义的实体经济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但不包括服务业，但广义的实体经济包括第一、二产业，还有部分第三产业，如虚拟经济、高端服务业。[11]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本理论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内涵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近几年才提出来，因此学者们对这个概念研究的不多，同时融合涉及不同方面、层次、内容，是一个极为抽象、宽泛的概念。其中于乐和潘新兴（2012）认为：狭义的是指数字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广义的是指工业化的社会进程和数字化的社会进程相结合的进程。[12]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

1、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基础

学界对于数字经济是融入而不是取代实体经济这一观点达成共识。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无疑奠定了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我国全面小康的目标不能片面的强调数字化，而应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出发，将数字经济融入农业、工业、服务业，整体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于乐，潘新兴，2012）离开了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数字化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两面，两者缺一不可。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闫德利（2018）认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产物就是“数字化的实体经济”，它是数字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主体属于实体经济[13]；邬贺铨（2016）基于数字经济就是数字化的工业经济、数字化的农业经济的理解，认为数字经济就是实体经济[14]。马云（2018）也指出数字经济本身就是实体经济，它们既非各自独立存在，更非相互对立地存在，因为只有拥抱了数字技术的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流通业，才是真正健康、有前景的实体经济。

2、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动力源泉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认识基本呈一致观点，他们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驱动实体经济发展，是实体经济的动力与源泉。其中Brookes, Martin和Zaki Wahhaj（2000）通过观测电子商务对日本和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电子商务作为信息技术应用的典范，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15]另外，Georgion（2009）测算电子商务对英国、德国等13个西欧国家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电子商务通过提升公司市场表现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16]

王亚男（2011）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结合制造业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仅能改变制造业原有的增长模式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更能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寻找制造业新的增长点。[17]刘吉超和庞洋（2013）认为基于信息技术的制造数字化革命和分布式能源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将带来分布式、社会化、网络化的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形成分散、开放、合作的社会商业架构和商业模式，以信息化改造生产制造和经营管理全流程、通过服务化将经营重心向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延伸、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路径。[18]马化腾（2017）认为，“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手段，目前“互联网+”带来的各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但在不久的将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19]陈养才（2018）发现煤炭行业在两化融合的推动下，转型升级效果显著，具体体现在产业结构发生调整、产业技术得到升级、实现产业化发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提高，煤炭绿色发展落到实处以及煤机装备制造水平提升。[20]

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进展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才开始信息化发展，所以国外学者直接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问题比较少，多数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产业转型、企业发展之间的关联。KevinM.Stolarick（1999）认为将信息技术嫁接到传统产业、产品和工艺方面，会提高相关企业的生产率。正如Salvador和Ikeda所说，互联网可以通过信息透明化释放巨大的价值，大数据时代会产生新的产业形态和组织间管理规则。

然而，Michael等（2001）认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增强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对竞争优势的潜在贡献则是通过其对独特组织能力的开发和利用的影响。[21]

Anna Giunta和Francesco Trivieri（2007）通过对约1.7万家公司进行了抽样调查，并使用IT采用指数作为因变量，对这些公司进行了有序的probit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地理位置、员工的职能构成、研发活动、分包、出口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都是意大利中小型制造企业采用信息技术的重要决定因素。[22]。

Moosa（2011）通过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和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现融合中的企业能够利用信息化网络来构建拓展生产模式，从而实现网络化、集约化制造，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和客户之间的联系，进而利用更加人性化的生产组织来降低经营风险。[23]

Concetta Castiglione（2012）使用translog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估计1995年至2003年期间意大利制造公司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对技术效率(TE)的影响，结果信息通讯技术（ICT）投资对企业的技术效率（TE）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4]

（二）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企业效益或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上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企业效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各地区融合水平各有差异，导致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何帆和刘红霞（2019）利用A股2012～2017年数据考察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数字化变革显著提升了实体企业经济效益，而且发现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成本费用、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以及增强创新能力，可以有效实现企业数字化变革的经济效益提升。[25]李晓钟和黄蓉（2018）为研究分析了实体经济（纺织产业）与数字经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发展及其驱动纺织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机理,基于产业融合理论，通过构建两大产业融合评价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和产业融合水平呈正相关，同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纺织产业创新能力、出口规模及出口质量等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26]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为探讨“互联网+”对传统企业业绩的影响，采用2013—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并构建反映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显著提升了公司业绩[27]。倪萍（2013）基于重庆市数据对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信息化建设，会显著加快重庆市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且后续作用会互相产生积极发展的影响，[28]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提出之前，被称作两化融合，即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由于两化融合提出较早，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较为丰富。主要研究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

张亚斌等（2014）利用协调发展系数法和SBM-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测度了区域两化融合质量和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表明，重化工业化趋势不利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区域两化融合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提高区域工业环境质量绩效，进而促使工业向绿色发展转型。[29]谷唐敏（2016）通过对全样本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进行回归分析我国30个省市2010－2014年考察两化融合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两化融合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呈现显著区域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但东、中两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却逐步减弱。[30]焦勇和杨蕙馨（2017）研究表明，两化融合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政府干预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同时发现不同区域融合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出正向影响。[31]刘桂林（2017）以基础环境、工业应用和应用效益三个测度两化融合水平的分指标探讨了两化融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基础环境和应用效益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相对显著，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提升应用效益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32]马欢欢（2018）分析了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两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显著的正向效果，且作用最强；且不同区域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不同，其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33]

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在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诸多问题。而我们只有充分了解认识融合发展中问题，并及时解决，才能够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健康发展。

（一）产业结构发展失衡

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应用，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转型升级，但发现存在三次产业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远超一、二产业；而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极不不均衡；同时，数字经济生产领域技术、资源投入不如消费领域多，在创新、设计、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变革上远低于发达国家。（鲁春从，孙克，2017[34]；孙克，2017[35]）

（二）传统产业转型压力大

数字时代的到来，给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是由于许多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力普遍不足，存在着资金、技术和融合性人才缺乏，而导致缺乏创新，数字技术运用水平低下，以及涉及数字技术的领域其从投入应用到产生收益周期较长，亟需完善传统产业软硬件的基础发展。（严震，2018[36]；康伟，姜宝，2018[37]；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使得实体经济逐渐出现企业退出、不良资产积累等问题，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反过来因为融合后主体、行为、环节更为复杂，联系更为紧密，从而导致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便极可能波及整个经济。（孙克，2017）

（三）新旧动能转换支撑不足

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但多数传统产业存在着高转换成本、搞试错成本和风险、大信息化投入、强资产专用性、长投资周期、等运用数字信息技术的动力不足问题；传统产业存在着较强的固化思维，使得数字信息技术子在实体经济中应用难度大，并且由于新兴产业刚进入，行业标准不够完善甚至缺乏，严重制约了企业前进的脚步；由于传统企业内部大多信息化基础较差，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不足，使得企业内部基础无法与外部服务体系相协调。（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会使得企业原因的生产方式、生产模式发展变革，会对传统产业相关部门造成不小的冲击，因此这些组织部门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但据研究表明，这个适应性调整的时间，即从数字信息技术投入到产生收益所需时间为3-10年。（孙克，2017）

（四）高层次人才缺乏

数字经济产业在我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精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知识的人才本来就缺乏，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便要求复合型人才，这远不能满足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特别地，对于依稀中小制造企业来说，由于缺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无法实现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产业完美的进行融合，从而严重制约了其发展。（方晓红，2019）同时，普通高校培养方向重理论、轻实操，课程设置跟不上企业实际需求。（康伟，姜宝，2018）

（五）自主创新能力差

近年来，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但是，从技术方面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只是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应用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而在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方晓红，2019）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来看，我国的技术创新力水平低下，其中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国外。从目前来看，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并没有没有形成技术扩散后的吸收和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反而大多数企业基于眼前的利益，往往在引进核心技术后便进行模仿，以至于制造业产品仍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状态。（王亚男，2011）

五、总结性评述

（一）评述

综上所述，学者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研究，对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发现西方学者直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文章较少，大多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两化融合研究相对较为丰富，然而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实证研究仍旧太少。但实证分析侧重于研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即基于整个国家或区域的视角研究产业间的转型升级，没有具体到某个省市、某个产业内的转型升级。由于我国各省份产业发展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各地区的主导产业不同，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具体产业的发展不具有针对性，相关建议适用性不强。

从目前文献来看，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大多基于“数字”或信息技术视角，从经济视角的较少，并且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2016年才提出来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咨询机构、互联网企业等相比学者来说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中具体的细分领域入手进行的实证和案例研究较多，系统性的理论分析较少。

（二）展望

数字经济发展历史并不长，且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容融合发展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加强相关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理论方面，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本质与内涵，来挖掘数字经济的价值对传统产业的作用机理，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出明确的道路；实证方面，今后的研究可以具体到省市的具体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具体作用，以弥补目前研究领域的空白。

同时，现今的研究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测定的研究相对较为丰富，但是缺乏系统的关于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测度的指标，因此今后应注重融合的测度及评价。因为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不仅可以准确把握数字经济的特点，还充分考虑到实体经济的结构特征。此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正是为了反映两者融合的成熟度，从而可以指标帮助企业及政府有效找出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今后研究中的一大重点，应该分别构建一套完备、系统、权威的总体评价指标模型和反映区域、各行业的评价指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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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于2019年6月，仅供参考！

如何看待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停职

总体来说，林总是一个敢于探索和尝试的企业家 。在他的任上， 基本完成了中航工业的使命。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航空内耗太大了。当初很多探索性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 触动了某些团体的利益，以及下面一部分技术派出身的工程师不理解， 好不容易迈出半步路的改革又停滞了，可叹！ 但愿后续国防工业的改革能真正做到军民融合，越来越好吧！

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是少将军衔吗

林左鸣（1957年－），福建漳州市诏安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专家。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中航工业作为

航空企业和军工企业，是没有军衔和行政级别的，但作为中央委员，对应的是正部级别和中将甚至上将级别。

为什么林左鸣会说股灾是冲着五星红旗来的

“我一直认为，这场股市风波就是一场战争……如果股市真的被砸回到2000多点，从我多年研究经济的经验判断，后果将不堪设想，它会引起连锁反应，很可能是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所以我说，这是冲着五星红旗来的。”

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今日在《环球时报》上发文表态，此言论引起一众网友的热议。这已经不是林左鸣第一次发表这样大胆的言论了，7月19日，中航工业微信公众号披露，7月17日，林左鸣在接受中国航空报采访时，更为细致的展示了他的推理。

林左鸣表示， 6月18日，中国香港政改方案搁浅的这一天，当天上证指数下跌182点，第二天更是直接低开低走，重挫307点。而在6月29日亚投行签字当天，A股仍遭到暴力砸盘，市场信心濒临绝望。暴跌时间点上的惊人巧合，显然并不是偶然，而是一场有预谋、有准备的恶意做空，是来势汹汹的针对中国发起的一场经济战争。他还称，“唱空中国”的论调其实质是“诱导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今年年初，林左鸣在给田大瑜的《美国经济的信用卡效应》作序时写道，“今天，美元、美媒和美军这样一种另类的立体的战争能力更强了，对此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否则攻击俄罗斯熊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龙。当前，打不打军事战争虽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但我们只要能居安思危积极备战，就有可能以备战而止战。”

就在林左鸣的“颜色革命”论引来热议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中航工业所代表的军工股行情。从上周四开始截至到7月21日，军工股连续大涨，中证中航军工指数最近三个交易日分别大涨4.94%、8.98%、5.35%，三天累计大涨20.48%，而同期沪指累计涨幅不足5%。个股方面，军工股中航机电、光电股份等最近三个交易日连续涨停。

现年58岁的林左鸣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后攻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博士，任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2012年4月，国务院任命其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鲜为人知的是，年轻的时候，他有过辍学、流浪、下乡的经历。

中航工业组建于2008年，由原中国航空工业第一、第二集团公司重组整合成立，系国内军工集团第一家成为世界500强的企业。目前中航工业一共有29家上市公司。国内A股21家，海外加上H股是9家。在中国十大军工集团中，中航工业拥有29家A股上市公司，占据十大军工集团上市公司数量一大半，也是军工集团中资产证券化率最高的一家。

近日的言论，使得林左鸣被贴上了“大左派”的标签，然而仔细看其行动，会发现林更像是个精明的商人。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家军工股优秀的公司在林左鸣接手的时候是一个面临着连续5年亏损、到1997年底累计亏损2.3亿元，资产负债率达104%的企业。这得益于他开放的思想，当企业员工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思维习惯中时，他果断的抛出“高级人才聘用制度”，让黎明公司所有的员工都吃了一惊。随后林左鸣在厂报上发表公开信称，他“绝非人们心目中圣明的政治家，而是一个依法图利的商人，是围绕市场经济规律开展工作的经营者。”

2014年，林左鸣还在《在改革开放搞好自己的现代化航空工业》一文中盛赞了邓小平的指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他还曾表示，公司的目标是完成80%的证券化。在回答《英才》记者的提问时，林左鸣强调，“产融结合是航空产业发展的趋势。技术和资本，是一对孪生兄弟，只有这两个兄弟都强壮了，企业才有可能做到基业长青。”他还不止一次强调，用发展非航空的民用产品或者服务业赚钱的途径来反哺主业。

不仅如此，林左鸣接受《英才》采访时还曾坦言，与发达国家的航空发动机相比，中国什么产业都不差钱，就发动机差钱。“因为航空发动机是一个实验性的技术，必须有足够的投入来做实验，你的发动机技术成熟跟你投入的资金成正比，投入资金越大，它就越容易成熟。反之，它成熟的时间，技术掌握的时间就要拖。”可见公司方面资金压力的巨大。

“一种事情(发动机)国人关注是好事，但有的人并不专业，他觉得你应该每天吃饱饭不干别的事只搞发动机，那当然也可以，但前提是大量投入，前提是搞发动机得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否则很难成功。”林左鸣曾说。

军工股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一直是个神秘的存在。这个产业，要么国家给予支持，通过军品的投入或者军工产品采购，要么业务组合，通过别的业务组合，要有别的业务能够挣钱，反哺航空发动机。事实上，航空工业作为军工高科技产业，其价值的核心在于具有强大的科技实力作为支撑。但与创业板不同的是，军工股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外部环境越是动荡，军工股就越是强劲。在7月16日，日本强行通过安保法后，当日军工股崛起，成为支撑大盘上涨的主要版块。

林左鸣曾表示：“军工的概念非常强劲，非常稳定，绝不用担心企业突然就垮掉了，而且想象空间太大了，包括周边的安全形势的变化都会影响到股票。我们做过统计，全世界的军工股没有不好的，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当然包括中国、日本，他们始终是非常稳定的。中航工业有很多重要的技术由于保密原因，并没有对外公布，如果这些项目进入资本市场，其价值前景不可估量。”

林左鸣的人物轶事

将民族复兴时刻铭记于心的林左鸣总结一个民族真正的财富是文化和精神，他说，日本战后可以快速爬起来是因为大和民族的精神，德国人战后能迅速爬起来是日耳曼民族精神，美国麦当劳为什么可以在全球一路绿灯，就是美利坚民族中那种不断扩张的精神、服务的精神的作用。

“中国的有些企业家为什么会在成功后又被摧毁打倒得很快，关键就是没有把自己的企业家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没有形成自己民族的企业家精神。”林左鸣在现代化跨国公司的管理中看到了中国文化中禅儒的力量，这让他成为有限的“真正中国企业家”中更有限的真正传统文化精神的执旗者。林左鸣想要做大企业家，并且是中国的大企业家，他说企业家的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是不可或缺的。企业的人格化必须需要企业家的人格化，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为社会也做出了贡献。在长期的国有大型企业管理实践中的他已经深深感到中国制造业正在面临的强烈危机。

中国的制造业不会倒下的，毕竟还有像林左鸣这样的以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己任的大企业家在为之奋斗着。眼下林左鸣已经就任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副总经理，更大的施展空间呈现在他的面前。但是，在中国，像林左鸣是这样的企业家，也注定是孤独的。 2012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林左鸣、谭瑞松职务任免的通知,任命林左鸣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林左鸣